柳宗元文《三戒[并序]；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

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临江之麋

临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习示之，使勿动，稍使与之戏。积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抵触偃仆，益狎。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

三年，麋出门，见外犬在道甚众，走欲与为戏。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驴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憖憖然莫相知。

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㘎，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噫! 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异甚。以为己生岁直子，子神也，因爱鼠，不畜猫犬，禁僮勿击鼠。仓廪庖厨，悉以恣鼠，不问。

由是鼠相告，皆来某氏，饱食而无祸。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余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终不厌。

数岁，某氏徙居他州;后人来居，鼠为态如故。其人曰：“是阴类，恶物也，盗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购僮罗捕之。杀鼠如丘，弃之隐处，臭数月乃已。

呜呼! 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

这是作者贬居永州所作，由三则寓言组成。柳宗元不仅擅长诗文，而且还工寓言文学创作，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寓言文学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现实意义。他的寓言作品已完全以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出现，跟以往在子书经籍中经常运用的寓言故事不同，具有继往开来的作用。“三戒”是他的代表作，文前有小序，说明了“三戒”以“麋、驴、鼠”三者的境遇进行讽喻，借以为“戒”的写作目的。柳宗元被贬永州后所作的“三戒”，当是他的社会阅历和亲身际遇的经验总结。

对柳宗元的《三戒》，研究家历来认为“临江之麋”中的“麋”，“黔之驴”中的“驴”，“永某氏之鼠”中的“鼠”，都是作者用以讽刺统治阶级中的形形色色的小丑的。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临江之麋”是“尖锐地讽刺了那些依仗权贵而得意忘形的小人物”;“黔之驴”是“外强中干的小人的写照”;“永某氏之鼠”是把“那些自以为‘饱食而无祸’的人比作老鼠”。游先生还据此提出这样一个论断：“这三篇寓言，深刻有力地讽刺了封建剥削阶级丑恶的人情世态。”吴文治先生在《柳宗元》一文(《中国历代文学家评传》)中也持类似的观点。这种观点，历来为人们所首肯，因此，《三戒》中的“麋”、“驴”、“鼠”都是属于反面的讽刺的对象，这里是根据作者的所“恶”去理解作品内容，很有道理。

寓言，是寓意于故事，借助形象故事启迪人们的智慧，说明某个道理。形象和故事本身，往往具有多义性。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考察“三戒”，是否还可以有另一种理解?为此，我们不妨再来咀嚼一下《三戒》的内容。“临江之麋”是写一个猎人捕获一头麋，把它养了起来。猎人家的犬“时啖其舌”，一直想吃掉麋，但由于主人的保护，不敢把麋吃掉，并且最后犬和麋还结成了朋友。但过了三年，麋出外，遇到了其他的犬，便去亲近，遂被吃掉。黔无驴，一好事”者运驴至“黔”地喂养。开始老虎不知驴为何物，由开始的“甚恐”到“益狎”，进而变“喜”。当老虎发现驴“技止此耳”只会“鸣”和“蹄”时，立刻就把驴“断其喉，尽其肉”地吃掉了。驴虽“有德”“有能”，唯因有失防范，显露了其“技”而遭厄运。“永某氏之鼠”写一群老鼠在某氏家中安然无恙，因为某氏属鼠“爱鼠”，所以“鼠”可以“饱食而无祸”。但后来某氏搬走了，换了新主人，他立刻用各种方法捕杀了鼠。作者为“饱食无祸为可恒”的思想作了哀叹。这三则故事虽则内容不同，但从总体上看，恰恰有这样两点是相同的： 一是“三戒”的对象“麋”、“驴”、“鼠”，均属弱者，而且都是失败者，都遭到了灭顶之灾。二是作者写了“麋、驴、鼠”三个故事，每个故事的结尾都有个结语，亦即从故事中抽绎出来的主题。这才是作者的真正意图所在，而非故事本身。第一则的“麋”的“至死不悟”，言其不顾条件的变化，对人失之轻信;第二则由驴“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犹畏，“卒不敢取”总结经验，必须谨防“虎”吃人;第三则的“鼠”因“饱食无祸为可恒”而遭覆没，意为必须居安思危。“麋、驴、鼠”三者因不知生存三昧而自食其果，这些都是以血的教训换来的处世箴言。如果从这个意义来说，那么，这“麋、驴、鼠”三者便都成了比“喻”的对象，与“戒”正好相契，而且跟顺宗下台、柳宗元所参与的王叔文改革集团失败、王叔文被杀、柳宗元也作为罪人被贬到永州等史实相合。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三戒”是柳宗元贬官到永州后痛定思痛的经验总结，既有戒人之意，也有戒己之心。柳宗元在永州所作，并在跟《三戒》的写作时间很接近的《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直截了当地写道：“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三戒》中的三处点题性结语，正是这种“恒惴慄”而深刻反思的结晶，其中的“噫”、“呜呼”的惊叹语，岂不就是“恒惴慄”的心态表现! 再则，就三个故事而言，如其中的《永某氏之鼠》中的“鼠”的境遇，与柳宗元在顺宗时受到重用、但当顺宗被迫让位宪宗后就立刻获罪而遭到贬斥的不幸，何其相似乃尔! 岂不是他的内心独白?但一切为时已晚了，他的悲惨结局已经注定，所以不胜“呜呼”! 因此，《三戒》又是一个失败者的哀鸣。

总之，《三戒》的内涵是多向的、不定型的，具有丰富的意蕴。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的时候去咀嚼口味会产生不同的联想。除了作者寓意精警外，这大概就是它所以能流传到今天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