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和古代神话·辞赋·九章《哀郢》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晁吾以行。发郢都而去闾兮，荒忽其焉极。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蹠。顺风波以从流兮，焉洋洋而为客。凌阳侯之泛滥兮，忽翱翔之焉薄! 心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

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 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

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 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 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惨郁郁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戚。

外承欢之汋约兮，谌荏弱而难持。忠湛湛而愿进兮，妒被离而鄣之。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

乱曰：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 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涉江》与《哀郢》，都是选自于《楚辞·九章》。《九章》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共九篇作品。王逸《楚辞章句》曾释“九章”说：“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显然这是曲解。朱熹《楚辞集注》以为《九章》是后人所辑，“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此说甚是。

《涉江》写于《哀郢》之后，已是屈原晚年，即开篇所说的“年既老而不衰”之时。这时楚国的郢都已被秦将白起攻破，诗人仍在流放途中。内容是写他渡江湘南下，浮沅水西上，独处山中的情状，因此名为《涉江》。篇中记述的行程，大致和《哀郢》经历相接。可能在他写作《哀郢》之后的第二年，离开已居住了九年之久的陵阳，远去了偏僻的西南夷地。困难当头，诗人却不能尽力报效祖国，解救危难，反遭放逐于荒山漠野之中。积郁满腔的愤懑之情，形诸吟咏，流于笔端，便化成了这感人肺腑的诗篇。

全诗共有五段。第一段抒写诗人的高尚品格和涉江因由。开篇就以浪漫而又夸张的笔调勾勒出一幅自我的肖像画。诗人从小就喜欢穿戴奇装异服，以示自己爱好修洁，不同尘俗。直到年迈还志趣盎然，老而弥笃，永不衰减。你看他身佩长剑，高冠切云。满身是珠光玉彩，更显得熠熠生辉。正因为“众人皆浊我独清”，他不但不被世人所理解，反而遭致小人的嫉恨和谗陷。在黑暗现实的逼迫下，他便不顾一切地高驰遨游。他驾青虬，驱白螭，与重华结伴神游于瑶圃。登昆仑，食玉英，以示对理想境界的美的追求。这并非虚无缥缈的“游仙”，也不是消极颓废的“出世”。只是借神话般的幻想形式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隐喻象征着诗人的高风亮节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也正因此，他才老当益壮，永葆青春，寿可与天地并存，德可跟日月同辉。本段末二句“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是笔锋暗转，从幻想又回到现实，情节有一变换。当诗人面对现实，想到即将渡江流放到荒无人烟、没有知己的南夷山区，怎能不顿生哀怨之情呢?这里顺便指出，本篇全是以抒情主人公的口吻、以第一人称出之。却没用“朕”、“予”、“我”等字，而是“余”、“吾”并用，且竟达十七处之多(《哀郢》“余”、“吾”只有三见)。这种人称用法，早就引起过学者的注意。朱熹《楚辞集注》的就曾经指出过：“此篇多以‘余’、‘吾’并称，详其文意，‘余’平而‘吾’倨也。”从浅层看去，这二者互用，似在避重。但深层观之，朱熹所言，便很中肯。连同下文细审，凡“吾”字，如“哀南夷之莫吾知兮”，大都用于抒情，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因此可以表现出倨傲不驯的性格。而凡“余”字，如“旦余济乎江湘”，则大都用于记行、叙事，因而也就显得平实一般了。由此可见诗人遣词用字的准确程度。

第二段和第三段统写诗人放逐途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即眼前景、身边事和心中情，交织融合、曲折多端。记述行程，改换了平实笔法。第二段开始二句，分别点明了出发地点是“鄂渚”，出发时间是初春。鄂渚是洞庭湖的五渚之一。诗人当是从迁谪九年所在的陵阳来到此地。回首往事和流放历程，自然要黯然伤神。此去南夷又吉凶未卜，因而行前一反前文之“不顾”而要“反顾”，也是情意中事。时令本为初春，偏说“欸秋冬之绪风”，给人萧瑟凄凉之感，岂不也表露了沉郁忧伤的感情色彩，增加了“反顾”的惆怅情绪?他的行程路线，先是策马在依山傍水的高地，又乘车舍止方林，再坐船溯流而上，由湘过沅。尽管他奋力划桨，只因为是逆水行舟，船行缓慢，结果是早上从枉陼出发，晚上才到达辰阳，一路风尘，备尝艰辛。然而诗人却引吭高歌：“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只要自己意志坚定，心地“端直”，流放的处所再偏僻遥远，又算得了什么! 从而高唱出了本歌的主旋律。

第三段描写到达此行终点溆浦，诗人独处山中的情景。溆浦在湖南溆水滨岸。据《辰州志》载，它位于辰州万山丛中，云雨之气皆山岚烟瘴所结，即如杜诗所说的“江南瘴疠地”，非人所居。诗人一到达溆浦，便徘徊迷惘，不知所往。满目荒寒凄凉景象，满腹愁苦酸楚情绪，这段自然景物描述，显得异常真实感人。这里山高蔽日，林深幽暗，气候异常，忽雨忽雪，乃是人迹罕见、猿猴出没之所。云遮雾障，弥漫缭绕，甚至吞没了诗人住处的屋檐。他孑然一身，形影相吊，只能与猿猴为伍。真是昏天黑地，苦不堪言。艰辛苦难并没有消磨诗人的刚强意志，歌中主旋律的高亢音调再一次发出震响：“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为了坚持自己的“美政”理想和人格尊严，他宁肯愁苦穷困到底，也决不变心从俗，就此沉沦。

第四段是个转笔，是发牢骚作论。诗人征引史实列举前贤的悲剧结局，鉴古论今，自比前贤，从而得出“忠不必用，贤不必以”的痛苦结论。因屈原本人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溶入了自己的切身感受，也就特别令人感叹信服。歌中一连举出接舆、桑扈、伍子、比干四位历史人物，这都是些忠臣良将，贤人智者。可在黑暗时代，暴政统治之下，他们或自刑剃发，佯狂不仕;或愤世嫉俗，裸行装疯;或忠言直谏，惨遭杀戮;或忠心被剖，剁成肉酱。既然自古就是如此，那就无法可说，又何必怨愤今天?但诗人强烈的义愤压抑不住：“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意思是：我将沿着正道，毫不犹豫向前，宁愿终身处于重昏(层层黑暗)之中，也要固守志向，决不屈服妥协。歌中高亢的主旋律，又一次震撼了人们的心灵。

第五段“乱曰”，是歌的尾声。诗人运用比兴手法以花鸟为喻，鲜明对比地描述了楚国忠奸两种政治势力消长荣辱的真实状况。这里是阴阳变位，黑白颠倒，贤愚莫辨，香臭不分，总之是一片混浊景象，从而暴露了楚国政治是何等的黑暗和腐朽。在最后，诗人又坦露襟怀地表示：尽管失志不遇，仍要怀抱忠信，那又很快去哪里继续颠沛流亡呢?歌虽然已经唱罢，却是余韵悠悠，余恨绵绵，能不牵人心肠动人情怀吗?

本篇通过对艰难困苦行程的记述，塑造了在险恶环境中诗人自我抗争的崇高形象。他虽身处逆境，与世隔绝，但却仍在眷恋祖国。诗中反复表达了他志洁行廉、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同时也揭露了导致楚国危亡的腐败政局。他坚持真理，不畏险难，坚信自己的进步理想和斗争意志，可“与天地比寿，与日月同光”。这是一种屈原现象或屈原精神。这种现象或精神，虽然带有失志的悲剧特征，却常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冲击不垮，毁灭不掉，其人格品质会永远得到升华。

全诗共三百六十字，内容丰富，写法多变。或纪行，或写景，或抒情，或议论，都能贯通一体，而且结构严谨。纪行则是由鄂渚到方林;入洞庭，溯沅水;发枉陼，宿辰阳;终达溆浦山中。不仅路线了然，层次分明，而且承转起伏，前后映照。正如清林云铭所说：“前高驰者，今愈驰愈悲矣;前不顾者，今不得不屡顾矣;前与重华游者，今与猿狖侣矣;前与天地同寿、日月同光者，今入山林雨雪中，并不知有天地、日月矣;字字与前互映。”由于比较详细清晰地记述了屈原晚年在江南流放的前后行程，还使诗篇具有研究诗人生活经历的文献价值。写景安排也恰到好处，集中出现在到达终点溆浦之后。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其荒寒僻远、幽深凄清之状，历历在目，而且特别精彩。更重要的是它在为表达诗人此时此地的孤苦凄凉的感情心境服务，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语)，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抒情言志则着重安排在纪行、写景或议论的各段之后，或倾诉肺腑，或坦露襟怀，无不因由自然，紧密关合，有条不紊。议论主要出现在篇尾，讲古比今，怒斥当局，以此总结全篇，立意达到高潮，也足见诗人的艺术匠心。为避免议论平直抽象，诗人还特用了比兴手法，以凤凰和燕雀、芳香和腥臊比喻忠奸善恶，爱憎对比鲜明，也从而使诗篇获得了强烈的感染力。

还值得指出的是本篇的语言形式，行列韵律，也有突出的艺术特色。首先，全诗共六十行(句)，在大体整齐的律行中又呈现了参差错杂的形态。各行四、五、六、七、八、九言不等而且句间“兮”字的用法也不拘一格：或在句尾如“余幼好此奇服兮”，或在句中如“被明月兮佩宝璐”。两句用一“兮”字，又或在前句尾，如“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或在后句尾，如“阴阳易位，时不当兮”。这种句法多变的特征，是其他屈赋所罕见的。其次，歌中用韵，更是多种变换，自由灵活。它同句法一样，都是随文变化，或浪漫幻想，或面向现实。随着感情气势的起伏跌宕变换音律，给人一种抑扬顿挫的美感。这都标志着屈原“骚”体诗歌的创新和对旧体诗歌(如《诗经》)艺术模式的突破，很值得研究和重视。

《哀郢》的写作年代和背景，一向有分歧意见。王逸注曰：“言怀王不明，信用谗言而放逐己，正仲春阴阳会时，徙我东行，遂与室家相失也。”(《楚辞章句》)洪兴祖补注云：“此章言己虽被放，心在祖国，徘徊而不忍去，蔽于谗陷，思见君而不得，故太史公读《哀郢》而悲其志也。”(《楚辞补注》)此皆以为遭怀王逐后哀念君国而作。王夫之却持异议，指出：“顷襄畏秦，弃故都而迁于陈，百姓或迁或否，兄弟婚姻，离散相失。”王逸旧注乃是“不恤纪事之实”，因而以为所谓《哀郢》就是“哀故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顷襄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亡可待也”(《楚辞通释》)。王氏据诗所纪之史实，将本篇断为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作是可信的。这一年秦将白起攻破了楚国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楚王朝东迁到陈城(今河南淮阳)。王氏之前已有汪瑗主白起破郢作年说(《楚辞集解》);王氏之后并有蒋骥主作于顷襄之世说(《山带阁注楚辞》)。只是不似王氏那样言之凿凿，令人确信而已。按《史记·屈原列传》载：子兰“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从此诗人便离开郢都。又《史记·楚世家》载：“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都，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郢为楚国首都，是国体之命脉，国运之象征，郢都的沦陷，也就预示着国家的危亡。这时屈原正流放江南，已九年不复。闻此噩耗，当然要悲痛万分，便抚今追昔，愤然命笔。篇名《哀郢》，用诗人自言，即“哀见君而不再得”、“哀故都之日远”。其实，这一个“哀”字，正是属于《诗经》“黍离”之悲，蕴藉既深且广。既哀故都之沦陷，宗社之毁灭;又哀人民之苦难，楚王之昏愦;还为自己之无辜被放而哀。《庄子》有云“哀莫大于心死”，而我们的三闾大夫却是哀莫大于心不死，这不死心的哀伤，才是最凄婉悲凉的。所以，读之如泣如诉，一字一泪，恐怕这是《九章》中最为感人的篇什。

全诗可分四段。第一段开篇就从眼下郢都沦陷的这场灾难写起。因为大祸临头，如同晴天霹雳，对诗人的心灵震动特大，出语便极沉痛：“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这是在质问上苍为什么天命无常，使百姓震惊获罪;人民骨肉离散，仲春向东逃亡! “皇天”表面上指苍天，实质上喻楚王。百姓是无辜的，正是顷襄王不纯，政治黑暗，昏庸腐朽，才招致祸患，获罪于天。这和《诗经·小雅·节南山》所写“昊天不惠，降此在戾”，“不自为政，卒劳百姓”，明指上天，暗刺幽王的写法是一致的。接着用倒叙笔法，因故都沦陷而情不自禁地追忆起当年被逐离开郢都的情景。因此这里已不是写今天，而是在写过去。九年前的一个清晨，诗人怀着满腔悲愤，“去故乡”、“出国门”、“发郢都”，接二连三地离开了他生活、从政并且战斗过的地方。流亡路线大致是“遵江夏”，“过夏首”，“上洞庭”，沿江下浮，一路向东，最后到达陵阳。可以想见，诗人要离开“终古之所居”的故土，会是怎样的依依不舍，更何况一朝分离，竟成永别呢?一路上他心潮翻滚，思绪万千。当扁舟一叶、顺水东流、国门消失、拉开距离的时候，他便怅然若失，痛心伤怀。从此不得再见君王，回顾龙门(郢都东门)，也不可能。愁结难解，一任风浪颠簸，竟连此身也不知所在，只能东来归依他乡为客了。

第二段续写最后的行程，着重在抒发诗人思归故土的情怀。“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诗人同祖国的命运，人民的祸福，生息相关，血肉相连。此身虽已离开故土，可还是梦魂萦绕，牵肠挂肚，急切欲归，时刻不忘。“灵魂欲归”跟《抽思》中所说的“魂一夕而九逝”，同样思归心切，令人黯然伤神。可是身不由己，欲归不能。“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小船向东来到了夏浦，心思却飞向遥远的西方了。这种身心矛盾的状态，跟《诗经·豳风·东山》所写“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同样感人至深。身既不能回乡，那就登高远望一眼吧。但望断天涯路，岂见故宫阙?也只是“聊以舒吾忧心”而已。他此刻见到的是“州土之平乐”和“江介之遗风”。所谓“州土”，是因古称天下共有九州，而楚国领有荆州、扬州大部分土地，此指江汉地区。“江介”是指长江两岸。按理说，诗人看到东土平阔，人民康乐，江岸遗风，古朴犹存，应该感到快慰，他却反倒悲哀起来，因为整个楚国都在昏天黑地中，危机四伏，就要祸患及此。这里用美好的景物来写悲哀，是一种反衬手法。王夫之《薑斋诗话》有云“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这里以乐景写哀，便倍增了艺术的感染力量。诗人终程到了陵阳，故都辽远，不堪回首;茫茫江夏，不可涉渡。长期郁郁寡欢，忧愁不断，不知不觉中在这里已经熬过了九个年头。这时候偏又传来首都沦陷的不幸消息，怎能不使他“侘傺念慼”、悲痛欲绝呢?诗人歌唱道：“曾不知夏(厦)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这是想像之词。在秦兵破郢的涂炭之下，往日宏伟壮观的宗社廊厦，恐怕早已化为废墟;郢都巍峨的两座东门，谁能料到荒芜一片。这撕心裂肺般的诗句，是诗人赤忱的爱国情怀最动人的表现。

第三段是追究楚民族酿成悲剧和个人惨遭流放的原因。诗人愤怒地揭露：那些表面上讨人喜欢实质上却极不可靠的小人，只会阿谀逢迎，蒙蔽君王，却在朝廷里日趋得势。忠心耿耿、愿为祖国效力的志士仁人，却反遭嫉妒和排斥。就连尧舜那样品德高尚的圣贤，尚且遭到谗人的嫉妒，而要蒙受“不慈”之罪名，我辈就更不在话下了。按所谓“不慈”是指父对子而言，《庄子》：“尧不慈，舜不孝。”尧与舜都是禅让君位给了贤人，因为尧子丹朱不贤，舜子商均不肖，因此没有传给儿子，后人便加以“不慈”之伪名。怀王入秦被囚，其子顷襄王继位，父子一代不如一代。诗人称赞尧舜贤君，暗寓对楚王的不满。祖国的危亡，民族的悲剧和个人的不幸，其源盖出于楚王的昏庸和朝政的腐败。

第四段尾声是全诗的总结。诗人自信无罪而遭弃逐，却在日思夜想，怀念故都。放眼远望，四顾茫茫，希冀一反，有待何时?绝望之下，诗人仍满怀深情地歌吟出了“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的千古名句，以鸟兽尚且终恋故土为喻，表达了自己对祖国的一片真挚情怀。

由上可见，这是诗人饱蘸血泪为祖国危亡所谱写的一曲挽歌，哀民族之不幸，怒君王之不争，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它启示人们思索，陶冶人们性灵，而能具有不朽艺术魅力之所在。全诗虽在侧重记述诗人自身被迁谪的历程，却是因郢都沦陷、人民遭殃而引爆生发。诗人并没有热衷咏叹自我的不幸，而是突出地表现了他对故都的思念之情，对人民的眷恋之心。他把自己的痛苦同祖国的危亡和人民的苦难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抒发自己被迁谪的感伤、倾诉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的同时，也对楚国反动统治集团祸国殃民的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家国之恨，民族之哀，身世之悲;失落感，义愤感，责任感紧密交织，融为一体，便使《哀郢》的抒情主题得到了深刻而完美的表现。

本篇的艺术构思，首尾映照，布局完整。其形象思维丰富，逻辑也很严密。诗人以郢都沦陷、人民离散开篇，以矢志不渝怀恋故土作结。中间是有动有静、绘声绘色的舟行画卷。其记述流亡过程，线索清晰，行踪分明，正叙中插有倒叙，如开篇“皇天”四句即为正叙，“去故乡”以下便是倒叙。叙事中又间有抒情，这样，诗篇不仅错综变化、波澜曲折，而且是如此熨贴，不留痕迹。又全诗除“乱辞”六句外，全是以四个诗行为一小节组成全篇。每节四行的诗歌组合形式，是自《诗经》以来中国诗歌的一种普遍现象。作为一个时空单元，用以写景、造境、叙事或抒情，都可以表现出比较完整的画面、境界、形象或意识。行文章法，不但自然形成起承转合之势，节奏和韵律也易于安排，读之会有抑扬顿挫的美感。例如本篇开头的四行一节：“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时空单元，描述了郢都沦陷、人民逃难的场景。下面追忆诗人流放开始的情景则是：“去故都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晁吾以行。”也是四行一节，呈现出另一时空单元，并且用韵，由前四行的“愆”、“迁”相协而变为后四行的“亡”、“行”相协了。本篇各节几乎都是这样，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就更是这样。这种组合诗行节段的方式比较灵活自如，得心应手，它给思想内容提供了充分表达的余地。此外，本篇对抒情主人公思念故土、急切欲归、思归不得却偏不忘归的矛盾复杂的心理刻画，也为塑造忧国忧民的诗人自我形象增添了巨大的感染力量。其对比、反衬、诘问、譬喻、重言等修辞手法的交互运用，更是诗人语言艺术成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