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琰诗《悲愤诗》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机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 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 乃遭此厄祸!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 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

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勗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 怀忧终年岁。

(据影印宋绍兴刊本《后汉书》)

蔡邕是东汉末年“才学显著”(《三国志·魏书·王粲传》)的学者，“有血性”(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为人正直，因而屡遭迫害。灵帝光和元年(178)，蔡邕应诏上书论朝政阙失，为宦官构陷，致遭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离”(《后汉书·宦者列传·吕强传》)，襁褓期间的蔡琰，也随父流放朔方(治所在内蒙古杭锦旗北)。九个月后，遇赦而回。又被五原(治所在今包头西北)太守告密，蔡邕又亡命江海，远迹吴越达十二年。蔡琰也随父亡命江海。琰十六岁，嫁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母家。献帝兴平年间(194—195)，被胡骑掳掠，辗转流落到屯聚于泫氏(今山西高平)的南匈奴左贤王豹的部伍中，与左贤王生二子。十二三年后，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传》)。归国后，再嫁给同郡董祀。琰“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同上)。《后汉书》录其《悲愤诗》五言和骚体各一篇，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和朱熹《楚辞后语》又录其《胡笳十八拍》。骚体《悲愤诗》所写情节与事实不符，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后人伪托。《胡笳十八拍》是否蔡琰所作，争议颇大。至于五言《悲愤诗》，大多认定为蔡琰作。但宋人苏轼提出： “范晔作《蔡琰传》，载其二诗，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乱，伯喈尚无恙也。而其诗乃云以卓乱故，流入于胡。此岂真琰语哉! ”(《苏轼文集》卷四十九《答刘沔都曹书》)“东京(东汉)无此格”(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引)，否定其为琰作。卞孝萱认为： “《悲愤诗》与《胡笳十八拍》中凡是涉及蔡琰事实的句子，从被掳到回汉，几乎处处有漏洞; 其中涉及南匈奴历史以及地理环境的句子，又都与史书的记载不符合。”范晔《后汉书·董祀妻传》著录的《悲愤诗》，是抄自佚名的《蔡琰别传》，而《别传》是“假托名人拟作诗文”。南朝萧统编《文选》，徐陵编《玉台新咏》，都没选《悲愤诗》; 刘勰撰《文心雕龙》，钟嵘撰《诗品》，也没有评述到它，即因其“实系假托”。(《谈蔡琰作品的真伪问题》，载于《胡笳十八拍讨论集》。)《悲愤诗》原题，《后汉书·董祀妻传》未节录，今题是后人据该书“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所加。蔡琰所生活的东汉末年，是一个政治黑暗，战乱不息、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代。她出生前三年(184)，黄巾大起义爆发。出生后两年(189)，汉灵帝死，皇子刘辩继位为少帝，何太后临朝，外戚、大将军何进掌朝政。何进为了对付宦官，召本为凉州豪强的并州牧董卓入京，不料宦官抢先杀死何进。袁绍起兵杀宦官二千余人。董卓至洛阳，逐走袁绍，废少帝，杀何太后，立献帝。次年，渤海太守袁绍等同时起兵讨卓。卓挟献帝迁都长安，又纵火焚烧洛阳周围数百里，退避到长安。初平三年(192)，王允计杀董卓。董卓部属李傕、郭汜等人杀王允和朝官，屠长安城，并出兵关东，大掠陈留、颍川等郡，蔡琰为所掳掠。董卓死后，袁绍、袁术、曹操等讨卓“义师”互相攻杀，中原广大地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直到建安十年(205)，袁绍全军溃灭，曹操基本统一黄河流域为止。另一方面，蔡琰又生活在封建礼教对妇女的禁锢逐步增强的时代。范晔《后汉书》专门为“列女”作传，表彰“贤妃”、“哲妇”、“贞女”，正是那个时代思想意识的反映。这对于蔡琰的思想也不能不有所影响。

诗为五言古诗，以蔡琰被掳后的经历为主线，分三个部分叙写。

遭遇战乱，被掳西行。

蔡琰生当东汉末年，她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诗一开始就点明时代特点是“汉季失权柄”，揭露社会动乱的根源是“董卓乱天常”。进而揭露“乱天常”的具体表现是： “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以清除篡弑的阻力; 再“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挟天子以令诸侯”，加强自己的权势，这就激起了袁绍为首的各地军阀的反对。初平元年(190)“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义师”与“不祥”对举，显示了鲜明的爱憎)。篇首八句揭示历史背景。接着揭露“卓众”的暴行。他们由关中东下，以“胡羌”为主力，“金甲耀日光”，士卒强悍，武器精良; 而“平土人脆弱”，不堪一击。结果是“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卓众”猎取郊野，包围城邑，所到之处，全都城破人亡。他们残酷地斩尽杀绝：“斩截无孑遗”。大肆屠杀：“(死者)尸骸相撑拒。”他们杀死男子，“马边悬男头”，以邀军功(汉朝凭首级报军功)，掳掠妇女，“马后载妇女”，以为奴隶。(《后汉书·董卓列传》： “卓尝遣军至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诗中所写，与此类似。但这是蔡琰被掳以前的事。) 自然蔡琰也在被掳掠者之中。“长驱”以下二十二句在进一步揭露“卓众”凶残的同时，叙写被掳百姓的痛苦。百姓被“长驱西入关”，路途遥远，险恶艰难。回顾家乡，渺远迷茫，心中极为痛苦，肝脾为之腐烂。这是写背井离乡之苦。被掳掠的上万人，不准聚集在一起。有的人家虽至亲骨肉同在一起，也是“欲言不敢语”。这是写骨肉生离之苦。百姓“失意机微间”，“卓众”“辄言毙降虏，要当(应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被掳百姓哪里还顾惜自己的性命，只是不能忍受他们的辱骂。有时皮鞭棍棒加身，“毒痛参并下”。在这种情况下，被掳百姓日夜号泣，生死无路，悲愤地责问上天： “彼苍者何辜?乃(竟)遭此厄祸!”“彼苍者”是《诗经·秦风·黄鸟》“彼苍者天”的省略。古人悲愤痛苦无处倾诉时，往往呼告上天。

胡地思乡念亲，母子生离死别。

蔡琰被掳以后，怎样流入南匈奴的?史无明言，诗也不详。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以为： “(一九五年)十一月李傕、郭汜等军大为南匈奴左贤王所破，疑蔡琰就在这次战争中由李、郭军转入南匈奴军。”诗以“边荒”两句概括交代了她被掳以后辗转陷没南匈奴，嫁与左贤王的经历。“少义理”指风俗野蛮，不知法，“异”于华夏。“处所”四句写边地寒苦，也“异”于中原，烘托悲伤心情。“感时”六句写思乡念亲。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她感时伤世，思念父母哀伤叹息，无穷无尽。有时听说有客人从外地(中原)来了，很高兴地去探问消息，但常常又不是家乡人，不知家乡和亲人消息，使她很失望。“邂逅”以下写母子生离死别。“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多年的愿望即将实现，本应欢喜，但她与左贤王已生有两个孩子，“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归国与恋子之间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她选择了弃子归国，但一方面“天属缀人心”，另一方面“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她又痛苦万分，“不忍与之辞”。这是写即将归国时的恋儿心情。母子临别之时，“儿前抱我颈”，不肯放行，提出了幼稚而令人心碎的询问和责难： “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使她痛苦得五内崩摧，如痴如狂，边号泣，边抚摩幼儿，“当发复回疑”。加上“同时辈”送别之时“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这悲惨的场面连无情的车马也被感动得徘徊不前，路旁的观者、行者也为之悲泣不已。

回家后的见闻，再嫁后的隐痛。

蔡琰离开胡地以后，一路上仍是痛苦地思念两个儿子。到家以后，“家人”都已死去，“中外”之亲也没有了，剩下自己孤身一人。所见是战乱后的一片荒凉凄惨景象： 昔日繁华的城郭，如今变得像空寂的山林; 昔日美好的庭宇，如今长满荆艾; 遍地白骨，无人掩埋; 四处空寂，豺狼横行。这是写到家后的见闻。“茕茕”句写到家后的心情。她孤独无伴，悲痛得肝肺糜烂; 登高远眺，思念胡地的幼子，不觉神魂飞逝。在这种情况下，她“奄若寿命尽”，虽然“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经过如此巨大的打击，她已经失去生存的乐趣，即使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她真是痛不欲生了。“托命”四句写再嫁后的隐痛。她再嫁董祀后，虽然尽心竭力勉励自己成为贤妻，但又感到自己经过一番流落离散，被人卑视，所以经常害怕再被遗弃。在那个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里，妇女的命运决定于男子的好恶，随时可能被抛弃，何况蔡琰这样一位“流离成鄙贱”的妇女呢! 她的“常恐复捐弃”是很自然的。诗的最后说：“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抒发了由于社会动乱、人民疾苦以及个人悲惨遭遇而产生的深沉感慨。总收全诗，这是可怜的哀鸣，也是悲愤的嘶叫。

《悲愤诗》是汉末魏晋时期优秀的五言长篇叙事诗之一，与《孔雀东南飞》一道堪称汉末魏晋时期的诗歌双璧。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杰出的。

作品最主要的特色是闪耀着现实主义光辉。《悲愤诗》的主题，范晔概括为“感伤乱离，追怀悲愤”，符合作品实际; 宋晁无咎以为是“琰自伤失节”(朱熹《楚辞后语》卷三引)，虽然是以封建道学家的观点看问题，也有一些道理。诗人确实是以真实的笔触叙写了自己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她“感伤乱离”的悲愤和“托命于新人”的忧痛，深刻反映了社会动乱和封建礼法压迫下的妇女的命运。蔡琰经历的本身就是具有典型意义和认识价值的。但是诗中所写不只是蔡琰个人的不幸，而是将个人的不幸与东汉末年的动乱社会现实以及广大人民的痛苦遭遇和思想感情紧密结合起来叙写，揭露军阀混战、“卓众”凶残的罪行，揭示了造成蔡琰和广大人民的不幸的社会根源，成为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这就更加深了诗歌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诗人叙写蔡琰的不幸遭遇时，不是无所选择地罗列，而是通过蔡琰遇乱被掳、陷没胡中和回乡再嫁等典型事件构成完整的情节，对那些次要的情节，或简略交代，或删除、抹掉。特别是，诗人善于通过典型细节的生动描写来反映现实，刻画人物形象，表现主题。“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卓众”的凶残，百姓的苦难，刻画得入木三分。“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近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主人公思乡念亲的复杂感情，表现得真切感人。其他如母子生离死别，“同时辈”的悲泣场面等等，都有力地表现了主题，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与《孔雀东南飞》相比，二诗同是反映东汉末年妇女悲惨命运的现实主义杰构，“孔”诗揭露封建礼法的吃人本质的深刻程度是《悲愤诗》难以企及的，而“悲”诗反映社会动乱现实的广泛和深入则是“孔”诗逊其一筹的。“悲”诗内容真实、典型、广阔，思想深刻、鲜明、丰富，显示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深远的社会意义。

其次是叙事、抒情、环境和心理描写等的紧密结合。诗人的叙事，于主要情节、叙写重点，着意铺陈，明白晓畅，但对某些情节却写得含蓄凝炼。“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短短十个字中，包含着女主人公流落胡地以后多少屈辱、痛苦的经历，诗人不忍言、不便言的种种情况尽在其中。虽然全诗是写蔡琰的遭遇，但具体叙写中时时变换角度，第一段以“面”代“点”，明写被掳百姓的灾情，暗示蔡琰的苦难; 第二段由“点”及“面”，由蔡琰而连带写“同时辈”; 第三段以“点”代“面”，从写蔡琰回家后的经历反映广大人民的苦难。这样写，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内容，增强了表现力量。谈到抒情，本篇虽是叙事诗，但它是以抒发“悲愤”之情为目的的，感情真挚、深厚、强烈，爱憎分明，是其特点。不但在“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等直接抒情的诗句中，而且在事件的叙写以及环境和心理等的描写中，处处充满着“悲”“愤”之情。诗人的感情也正是通过事件的叙写、环境和心理等的描写，得到具体、形象、深刻的表现。诗的第二段那“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的环境描写是烘托“感时念父母”的悲伤之情; 那离别之际的心理描写，是慈母别子时撕心裂肺感情的流露，都是非常真切、极为感人的。为了更好地叙事抒情，诗人还成功地调动了白描、对比、映衬、夸张、呼告等多种艺术手法。母子别离时，幼儿一“抱”一“问”的白描手法，逼真地刻画了幼儿的天真幼稚和无限依恋之情;“我”与“同时辈”的对比，车和马踟蹰不前以及观者、行者歔唏呜咽的衬托，如此种种，突出了母子离别的悲惨，令人不忍卒读。

《悲愤诗》的艺术结构，清沈德潜认为： “段落分明，而灭去脱卸转接痕迹，若断若续，不碎不乱，少陵《奉先咏怀》、《北征》等作往往似之。”(《古诗源》卷三)全诗按情节发展顺序写事抒情，三大段各有重点，但又浑为一体，不可分割。第一、二段间以“边荒”二句过渡，二、三段间以“去去”六句过渡，第三段写家乡残败景况与第一段“卓众”东下的暴行相照应，写“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等反跌第二段思乡念亲。上下、前后之间联系紧密，脉络分明。全诗共九次换韵，韵脚的转换大体上与层次的变化相一致，而且多用仄声韵，少用平声韵(只有两次)，这在表现强烈凄厉的悲愤之情方面具有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