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王安石文《本朝百年无事劄子》

臣前蒙陛下问及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臣以浅陋，误承圣问，迫于日晷，不敢久留，语不及悉，遂辞而退。窃惟念圣问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无一言之献，非近臣所以事君之义，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陈。

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托，必尽其材;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扞夷狄，内以平中国。於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强横之藩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

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於时实备从官，施为本末，臣所亲见，尝试为陛下陈其一二，而陛下详择其可，亦足以申鉴於方今。伏惟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而忠恕诚悫，终始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於夷狄，而终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於偏至之谗;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盖监司之吏，以至州县，无敢暴虐残酷，擅有调发以伤百姓。自夏人顺服，蛮夷遂无大变。边人父子夫妇得免于兵死，而中国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已弃财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敢强横犯法，其自重慎，或甚于间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骁雄横猾以为兵，几至百万，非有良将以御之，而谋变者辄败;聚天下财物，虽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钩考，而欺盗者辄发;凶年饥岁，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辄得;此赏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能大擅威福，广私货赂，一有奸慝，随辄上闻，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此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於偏至之谗之效也。自县令京官以至监司台阁，升擢之任虽不皆得人，然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见收举者，此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此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之效也。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於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於庸人。农民坏于徭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

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臣不敢辄废将明之义，而苟逃讳忌之诛。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则天下之福也。取进止。

(据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下同)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四月，积极酝酿政治改革，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神宗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又问：“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王安石退而奏此文。文章论述自太祖至英宗五朝的政治，而以仁宗朝为重点。指陈得失，重复论证，于肯定之中转向批评，问题尖锐，措辞平和，为变法提供了理论准备，对神宗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神宗是北宋的第六代皇帝，其前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享国已一百零九年，举其成数，概曰“百年”。一百多年的政治，于此1600字奏章中论述，组织方法和技巧极为重要。王安石于第一段称颂神宗提问是“天下之福”，而自己答对出于“事君之义”，这种开宗明义，为神宗乐于接受。

第二段采取画龙点睛的手法，称颂开国皇帝太祖朝政治的各项英明措施，又称颂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在承继方面的各自特点，对“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进行高度概括的阐述，使神宗得到思想感情上的满足。这是全文的基础。如果本段论述失败，或有气无力，抽象空洞，其余论点就不可能顺利铺开，并将会导致败局。

仁宗是北宋重要的过渡性皇帝，他在位四十一年，上承真宗，下启英宗，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民族、民生等问题，有其成功的一面，不容忽视。王安石所以对仁宗一朝进行集中论述，目的在于作当今的借鉴。从技巧来讲，确定了全文的重心，作为支架，为下面的正反论述铺平道路。

第三段着力全面论述仁宗为君的特点，一一给予充分肯定。在此基础上，又逐一具体论证，列举大量事实，逐步深化问题。构思缜密，论说有力，特点昭然，对神宗起加深印象的作用。尤其是貌似重复笨拙的论证方法，具有很强的思想慑服力量。最后把仁宗的政治归结到“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之效”上来，完成了对仁宗的高度评价。

但本文最美妙之笔在于第四段，使用“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手法急速进行转折，把问题引到讨论北宋累朝政治的弊端上来。矛头所指，触及议事制度，君臣关系，用人标准，取士之法，官吏考核，上下风气，农民生活，兵士将官，宗室教养，以及理财等重大问题，可谓千疮百孔，弊端丛集。基于这种现实，王安石对“享国百年，天下无事”，提出了“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的总评价，实际是对北宋列朝皇帝的无所作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接着进一步分析列朝皇帝所以能获得天助的原因，归结到“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上来，深刻而又无情地针砭了列朝皇帝的懦弱无能。结语与上段的开头结尾相重，既是呼应，更是比照，巧妙而又含蓄地揭示了仁宗“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的实质及其所以有这样的政绩的根本原因，在赞颂中不乏讥刺，真可谓绵里藏针，匠心独运。第三四段两相映照，北宋列朝统治者所存在的问题的症结昭然。

在揭示了列朝皇帝所存在的根本问题后，王安石在最后一段便非常自然而又语重心长地说道： 欲“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是今日”。这既投合了神宗急于通过改革寻求出路的心理，指出了改革的方向，并寄以由衷的希望，又为宣传并实行自己的变法主张找到了最好的时机。这段论述，言简意赅，斩钉截铁，是写作本文的主旨所在，具有千钧之力。这对神宗来说，犹如饥而求食、渴而求水，具有极强的诱惑力;只有下定决心变法才能改变局面。王安石在最后还说，他的意见如被接纳，就是“天下之福”。既是进一步激励神宗，又表现了坚信只有变法才能造福于民的雄心壮志。

本文高度体现了政论文借题发挥的艺术特色。“本朝百年无事”的题目为神宗所出，意在要求王安石对北宋的列代政治进行称颂，但王安石巧妙地采取了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旁敲侧击法，在论述列代功过总结经验教训中，自然而又巧妙地推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详略得宜，论述有力，转折自然，富于煽动力，是王安石政治思想成熟和艺术技巧娴熟自如相互统一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