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谢翱文《登西台恸哭记》

始，故人唐宰相鲁公，开府南服，予以布衣从戎。明年，别公漳水湄。后明年，公以事过张睢阳及颜杲卿所尝往来处，悲歌慷慨，卒不负其言而从之游。今其诗具在，可考也。

予恨死无以藉手见公，而独记别时语，每一动念，即于梦中寻之。或山水池榭，云岚草木，与所别处，及其时适相类，则徘徊顾盼，悲不敢泣。又后三年，过姑苏。姑苏，公初开府旧治也，望夫差之台，而始哭公焉。又后四年，而哭之于越台。又后五年，及今，而哭于子陵之台。

先是一日，与友人甲、乙、若丙约，越宿而集。午，雨未止，买榜江涘。登岸谒子陵祠，憩祠旁僧舍。毁垣枯甃，如入墟墓，还与榜人治祭具。须臾雨止，登西台，设主于荒亭隅，再拜跪伏，祝毕，号而恸者三，复再拜，起。又念予弱冠时往来必谒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予且老，江山人物，睠焉若失。复东望，泣拜不已。有云从西南来，淹浥浡郁，气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极! 莫归来兮关水黑。化为朱鸟兮有咮焉食?”歌阕，竹石俱碎，于是相向感唶。复登东台，抚苍石，还憩于榜中。榜人始惊予哭，云：“适有逻舟之过也，盍移诸?”遂移榜中流，举酒相属，各为诗以寄所思。薄暮，雪作风凛，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复赋诗怀古。明日，益风雪，别甲于江，予与丙独归。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其后，甲以书及别诗来，言：“是日风帆怒驶，逾久而后济。既济，疑有神阴相，以著兹游之伟。”予曰：“呜呼! 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兹游亦良伟，其为文词因以达意，亦诚可悲已。”

予尝欲仿太史公，著季汉月表，如秦楚之际。今人不有知予心，后之人必有知予者。于此宜得书，故纪之，以附季汉事后。时先君登台后二十六年也。先君讳某，字某。登台之岁在乙丑云。

(据陆大业重刊本《唏发集》)

谢翱(1249—1295)，字皋羽，自号唏发子，长溪(今福建省霞浦县)人，后迁居福建浦城县。考进士未中，曾在文天祥戎幕任谘议参军，宋亡不仕，浪迹山水以终，落魄而有大节。能诗文，著有《唏发集》。

“西台”，在浙江桐庐富春山下，与东台相对峙，据传为汉代隐士严光游钓处，又称钓台。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谢翱约集友人登西台哭祭文天祥后写成此文，历叙其事，表达他对这位杰出的扶宋抗元的民族英雄的深切悼念。

文章一开头，即追记自己与文天祥的特殊关系，以及文天祥一生的英声烈节、浩然正气。文字简略古奥，而又以廋辞隐语错落映带其间，在一种扑朔迷离难以捉摸的氛围中，又给读者以触类而长，旁搜远绍，开启这些文字之谜的钥匙。读者既知作者为南宋遗民，则所谓“故人唐宰相鲁公”者，必有所喻，所喻又必当时之人。读者会从“故人”、“开府南服”、“予以布衣从戎”等线索，寻求出“唐宰相鲁公”其人其事。故黄宗羲注谓：“其称唐宰相者，记言前朝，称鲁公者，周文公封鲁，故言文公为鲁公也。”(《南雷文案·西台恸哭记注》)与黄同时的顾炎武直谓“唐鲁公”即唐之颜鲁公(真卿)，因为他曾封鲁郡公，做过太子太师，地位也相当于宰相，且其身当安史之乱，其忠贞烈节亦与文天祥相类。既知唐宰相鲁公暗喻前朝文天祥，沿着这条线索，则“开府南服”之日，“布衣从戎”之时，以及“明年，别公漳水”，“后明年，公以事过张睢阳及颜杲卿所尝往来处”等，自不难求索。文天祥于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在南剑州(福建南平)建立府署，图谋恢复。谢翱于是时以平民身份率乡兵数百人赴难，遂为幕僚参议军事。明年，文天祥败走漳州，谢翱与其诀别。后明年，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兵押送元都燕京，最后以身殉国。这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都包含在这些隐晦的文字当中。“以事”两字，巧妙地隐去了文天祥兵败被俘被执北行的耻辱;而于“过张睢阳及颜杲卿所尝往来处，悲歌慷慨”，大书特书，则意在以张巡、许远、颜杲卿之抗击安禄山与文天祥的扶宋抗元相媲美。从文字上一简一繁的处理，可以看出作者的艺术匠心。文天祥被执北行，过睢阳、常山，曾作诗悼《颜杲卿》，有云：“常山义旗奋，范阳哽喉咽。……人世谁不死，公死千万年!”在悼《许远》诗中有云：“起师哭玄元，义气震天地。……睢阳水东流，双庙垂万世!”这些诗既是文天祥对古代忠臣义士的颂歌，也是自己坚贞不屈、义无反顾的誓词。“卒不负其言而从之游”，说明文天祥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誓言，可以和颜、许辈接席比肩，永垂青史。廋辞隐语、暗喻影射，是一种传统的易于掌握的艺术表现手法，人们一旦解开了其中之“谜”，就会豁然开朗，获得一种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审美愉悦。这一段短短的五六十字，容量大，信息多，隐而显，婉而正，凝炼厚重，如幽谷流泉，月夜箫声，无穷之忧愁暗恨，都有待读者去慢慢咀嚼、品尝。

第二段，重点写一个“哭”字。张丁注此文引作者祭祀文天祥文有云：“章(漳水)、贡(水)之别，言犹在耳。水寒天空，老泪如霰。”可以想象当年谢翱与文天祥分别时许与义气生死相邀的悲壮情景。其后，一亡一存，一个临难死节，浩气长存，盖棺论定;一个流亡江湖，哀思不尽，抱恨终身。死者已矣，生者何堪?唯有佯狂山水，长歌当哭，方能排遣苦楚烦闷，表现侠骨刚肠于万一。作者在正面叙写哭祭之前，先以“梦中寻之”烘托之，再以“悲不敢泣”铺垫之，形成肝碎肠裂的悲恸气氛。而在哭于“子陵之台(即西台)”之前，又以“始哭公”于夫差之台，继“哭之于越台”为之烘托，为之铺垫，以明其“时适相类，则徘徊顾盼”，由“悲不敢泣”至哭之再三者非止一日。这始哭、继哭、今哭，前后历时十二年，跨吴越江浙数地。始哭于夫差之台，因为文天祥在那里开府执事，而临难死节，正在是年;继哭于越王之台，因为当年文天祥奉命使元，过越王台，作诗有云：“越王台下路，搔首叹萍踪。”而勾践之忍辱负重，兴越灭吴，亦与文天祥相类。面对扶宋抗元的彻底失败，想起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兴亡得失的历史教训，自然会勾起作者一番“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的刻骨悲痛。三哭于子陵之台，表明作者之不忘“故人”。作者对文天祥的思念、爱戴、景仰，初不以贫贱布衣易其守，今不以荣辱存亡异其心。同样身当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同样背负着家恨国仇，凡夫俗子即使不曲膝变节，也容易逐渐淡忘，终至麻木;而爱国的仁人志士，却忧愤多思，慷慨悲歌，终身不二。古人有言：“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作者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哭，既是对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深沉悼念，也是对国破家亡的不尽哀思。这一段文字，也极简略，要言不繁，点到为止。

自第三段始落实到正题，对“哭于子陵之台”的前后经过作具体细致的描述。这段由三层组成。“先是一日”至“复东望，泣拜不已”，正面描写约集友人登西台哭祭文天祥的情形。文笔明晰细腻，与前两段之简略古奥大不相同。作者只是将所约友人真实姓名隐去，而以甲乙丙代称之，至于其它则不厌其烦娓娓叙说。于时、地、风物交代特详，作为哭祭前的衬托与铺垫，由严装待发、残垣枯甃、风风雨雨，逐渐将读者引入一种特殊的氛围之中，使人感到庄重肃穆必有所事。果然：“登西台，设主于荒亭隅;再拜跪伏，祝毕，号而恸者三;复再拜，起。”以厚重的感情、急促的语气、简洁地勾勒出祭拜的全过程，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描写，而重点仍在突出一个“哭”字。一连串庄重急促的祭拜动作，终于引发了一场号咷大哭，长期压抑的悲愤，终于在此得到了无所顾忌的宣泄。然后，再由此时、地、风物引出对过去的种种回忆，以抒发物是人非的兴亡之感和家国之恨。至此，登西台恸哭告一段落，仿佛兴已尽而笔当停。但是，作者笔锋一转，又写了“有云从西南来”至“于是，相向感唶”一段文字，掀起第二个高潮。心有所悲，则万汇同感，日暮途穷，壮志难酬，即以“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扶风歌》)的诗句泄其忿懑。故南来之云可相助以悲，且南来之云，在作者眼里不正可视为文天祥英灵的象征么? 由此，作者又情不自禁，借助招魂之歌，像屈原那样，将其内心的抑郁悲痛用芬芳隐约的辞藻予以宣泄，进一步渲染哭祭文天祥时的慷慨悲壮情景，使文天祥的形象更加伟岸，悲剧的色彩更为浓郁。从“复登东台”以后为第三层，写事后“各为诗以寄所思”，以示哀思不绝之意，谢翱《西台哭所思》云：“残年哭知己，白日下荒台，泪落吴江水，随潮到海回。故衣犹染碧，后土不怜才。未老山中客，唯应赋《八哀》。”读过杜甫《八哀诗》的人，是不难了解作者叹旧怀贤，伤时忧国，“百年见存殁，牢落吾安放”的悲愤心情的。作者始用“风帆怒驶”，“疑有神阴相”以回应上文，表示文天祥之英灵长在;继用阮籍穷途之哭，表示爱国志士之浩然正气长存。直到最后一段，又以“欲仿太史公著季汉月表，如秦楚之际”为喻，寄希望于后人，暗示天下分崩，正统已绝，兴汉灭夷，扶宋抗元，正在其时。这就是作者所言“今之人不有知予心，后之人必有知予者”的深刻用心。显然，作者此记的目的仍然在激励天下之士揭竿而起，将以有为。文章最后以“先君”登台之日暗示作记的年月，结束全篇。

全篇四段文字，详略得当，宾主分明，重点突出，叙写生动，以“恸哭”两字贯穿全篇，表达了深沉的悲愤。这种感情不仅是属于作者个人的，而且是属于整个民族的。由于当时在元人的野蛮统治之下，作者有许多话不敢明言，只有借助于廋辞隐语，用影射象征手法加以表现，正所谓乱世之辞多隐晦。这种隐晦是在高压下形成的，因而它也最能唤起被侮辱、被迫害者的共鸣，其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往往是那种直白浅露的文字难以比拟的。

《登西台恸哭记》是一篇宣传爱国主义高扬民族气节的优秀散文，在元明之际广为流传，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几乎成了人人必读的文学教材，为之笺注索隐题记序跋者不乏其人。到明清之际，由于民族矛盾又一次加剧，这篇文章又一次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元明之际的张丁，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都曾为之作注，以寄托其麦秀、黍离之悲，民族沦亡之痛，这些都足以说明本文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人们需要文天祥这样的民族英雄和精神领袖。他是一盏明灯，一面旗帜，是民族的内聚力和生命力的伟大象征。因而对文天祥的纪念、颂扬，或恸哭，或高歌，或为诗，或作文，都能激发起生活在异族统治下的人民深刻反思，积极奋进。这种不甘奴役勇于抗争的精神，乃是天地间的一股浩然正气，乃是民族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它可以代代流传，永恒存在，与天地日月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