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赵翼诗《后园居诗》

有客忽叩门，来送润笔需。乞我作墓志，要我工为谀。言政必龚黄，言学必程朱。吾聊以为戏，如其意所须。补缀成一篇，居然君子徒。核诸其素行，十钧无一铢。此文倘传后，谁复知贤愚? 或且引为据，竟入史册摹。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

(据同治红杏山房本《瓯北诗钞》)

赵翼(1727—1814)，字云松，一字云崧，又作耘松、耘菘，号瓯北，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市)人。乾隆二十六年举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出知镇安府，善政，善用兵，擢贵西兵备道。后以母老乞归养。晚岁主讲安定书院，暇则以著述自娱，或与朋友故旧赋诗为乐。家居数十年，手不释卷。

赵翼倜傥不群，才调纵横，在清中叶的诗坛上，与袁枚、蒋士铨齐名，狎主诗盟，号称乾、嘉三家，又称江右三大家。他的诗在当时即颇有影响。赵翼的诗作和诗论，与首倡“性灵说”的袁枚相近。他的《闲居读书作六首》之五说：“人面仅一尺，竟无一相肖;人心亦如面，意匠戛独造。同阅一卷书，各自领其奥;同作一题文，各自擅其妙。……所以才智人，不肯自弃暴。力欲争上游，性灵乃其要。”他又批评与此相反的现象说：“拾人牙垢，人云亦云，……抱柱守株，不敢逾限一步，是尚得成家哉? 尚得成大家哉?”(《瓯北诗话》卷五)这种独抒性灵，力争上游，强调创新，以自成一家、“成大家”为目标的进取精神，是赵翼的诗作与诗论的主要特色。因此，他写的诗，“如化工之赋草木，千名万状;虽寒暑易候，南北殊方，枝叶无一相肖，要无一枝一叶不栩栩然含生趣者，此所以非汉魏、非齐梁、非唐、非宋，而独成为耘松之诗也”。(钱大昕《瓯北集序》)王鸣盛也盛赞他的诗“才俊而雄，明秀而沉厚……故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焉能不为近时一大宗哉”! (《瓯北集序》)

这首诗，选自赵翼的《后园居诗》，这组诗共六首，这是其中的第三首。此时作者辞官家居，生活贫困，甚至到了无朝餐的地步。这组诗的第二首描绘了以下状况：“频年苦贫乏，今岁尤艰难。内子前致辞，明日无朝餐。一笑谢之云，勿得来相干。吾方吟小诗，一字尚为安。 待吾诗成后，料理虀盐酸。 君看长安道，岂有饿死官?”表现了诗人不以贫富为念的豁达胸怀和风流意趣。正当他无米为炊之际，“有客忽扣门”，引出了这里的第三首诗。

这首诗可分为三段，每六句一段。第一段写事情的缘起。开头单刀直入：“有客忽扣门，来送润笔需。”这对于此时此境的作者来说，不啻雪中送炭。诗人告诉我们： 这位“客”是颇工心计的。他先把钱奉上，然后“乞我作墓志”，可谓卑辞厚礼了;于是作者欣然允诺。就是此刻，客人紧接着提出“要我工为谀”的要求，而且有具体的标准：“言政必龚黄，言学必程朱”。这就使作者不禁愕然，同时，也不由得对来人的寡廉鲜耻、俗不可耐嗤之以鼻：“此真不可与庄语者也!”于是“吾聊以为戏，如其意所需”，引出了这首诗的第二段： 一篇虚美墓志的诞生。“聊以为戏”者，一时想先填饱肚子再说，二是文人技痒，所以“补缀成一篇，居然君子徒”，然而作者毕竟是严肃的，写成之后他还要把墓志中所形容的这位俨然正人君子与其素日的实际作为相对照，“核诸其素行”(“诸”，“之”、“于”的合音)，发现竟然“十钧无一铢”! 这就不能不引起作者惊愕之余的深思了。第三段写作者推想到这篇墓志可能产生的影响，为其不良后果的严重性而自责;并推己及人进而悟出所谓“青史美名”的欺骗性。“此文倘传后，谁复知贤愚?”是说后人若以此文为据，则将颠倒贤愚。“或且引为据，竟入史册摹”，是进一步推想到更为严重的后果： 如果被采入官方正史，那将成为所谓“信史”而传之千秋了! 宁不为之一叹! 诗人精研史学，且亲身参与过史书的撰修，深知此类资料之被采入正史，往往而然，于是不禁仰天长叹：“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推出了全诗的中心观点。

这是一首别具一格的叙事兼议论的诗，由前两段的叙事引发出第三段的议论。以议论为诗，宋人已经成风，但不时流露出道学气，又以散文句式入诗。赵翼论诗，虽主张兼学众长，“挫笼参会”(《瓯北诗话》小引)，但他的诗作，却以受宋诗影响为著。我们看他的《瓯北诗话》中所论的诗人，清初吴伟业之后惟有宋诗派巨子查慎行一人，亦可见其倾向。他这首诗中的议论，虽相当精辟而深刻，但却并非“发前人所未发”。元初刘因《读史》诗就说过：“纪录纷纷已失真，语言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求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已经指出正史的记载未必可靠。赵翼此诗虽然也是这个意思，却又有新的发展。刘因的诗似乎偏指史书中“佞臣传”一类，认为佞臣的所言所为，其内心或有隐衷，而“词臣”出于对“奸佞”的义愤，加以口诛笔伐，论断自然难免过重。赵翼的议论，较之刘因则更合实情，也更具普遍性，并揭示出某种规律。过去的所谓正史，其内容大部分是为统治者树碑立传的，“言政必龚黄，言学必程朱”的现象比比皆是;欺世盗名，莫此为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首先是出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其次便是物质因素。而原始资料的作者，又往往为了得到润笔之资，不惜“工为谀”。于是，青史“大半亦属诬”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蒋士铨给赵翼的诗集写的序说： 赵翼入翰林后，“丐诗文者户屦恒满，君濡墨伸纸，无不满其意而去。”看来，赵翼替人家写的墓志之类不在少数，而求他者“无不满意而去”，则多有虚美之辞可知。这种情况在封建社会是司空见惯的。然而又有几个人愿意坦率地把这种“君子之耻”形诸文字呢?更不用说由此上升到理性认识，揭示出那煌煌正史的虚伪本质了。赵翼勇敢地这样做了，这是他的难能可贵处，也是性灵诗派主张写“真性情”之理论的实践。难怪这首诗被人评为：“千年陈案，一语翻尽。”(《瓯北诗集》李保泰评语)

这首诗纯用白描，绝无雕饰，极为平易自然，通俗流畅。且以口语入诗，如话家常。首句只用一个“忽”字就把此事之自然而来表露无遗;而此诗的非刻意为之，也意在言外。首段叙客之所持所求，二段叙己之所为，三段抒写由此而生的联想与感慨。结构顺乎事理，合乎情味，如流水行云一般。该诗显然受白居易和宋人议论诗的影响，其表现形式和某些议论亦颇与北宋邵雍的道学诗相近。他的《后园居诗》之六有这样的句子：“此土木偶耳，曷怪与汝竦?”则是典型的以散文句式入诗。赵翼集中，诸如牙痛、耳聋、戴眼镜、听西洋乐器演奏等都入诗;在精神上和形式上，赵翼等人的性灵派诗歌，乃是主张“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的黄遵宪等人新派诗的先导。

但总的来看，这种随口而发、肆笔而成的诗，好的可以达到天然自得的境界;其下者，则诗味不浓、缺乏工炼，有轻率、甚至浮滑之弊。赵翼在他的《瓯北诗话》小引中说“年青时读唐宋诸家诗，不能悉心凝虑，究极本领，而仅得其十之二三”;所以自己的诗“不复能与古人争胜”，晚年“窃自愧悔”，大概也是有鉴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