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龚自珍诗《己亥杂诗》

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

《己亥杂诗》是龚自珍晚年用七言绝句形式(其中有少量是古绝)写成的大型组诗。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诗人怀着难言之痛辞官南归，离开了居住二十余年的京师。七月抵家，九月又北上接眷，腊月将家属安置在海西羽琌山馆。在“往返九千里”的旅途生活中，诗人“以逆旅鸡毛书于帐薄纸，投一破簏中”，共“得纸团三百十五枚，盖作诗三百十五首也”(《与吴虹生书》)。这组诗是作者对前半生生活经验的形象总结，自述家世出身、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应科举的经历、仕宦生涯、师友交游、个人著述等，形象地、有机地反映了诗人一生的梗概和当时的社会风貌，有强烈的现实感。

这里所选的第一首诗原列第八十三，写夜闻纤夫劳动呼声后的内心感受。诗末自注云：“五月十二日抵淮浦作。”“淮浦”，今江苏省清江市，旧称清江浦，自古为淮、扬、徐、海间的重镇，当时是黄河和运河相交的地方，北方漕船必经之路。河上水闸很多，船只过闸都靠人力拉纤。加之水利失修，泥沙淤塞，运输十分困难。

漕运是清王朝的一项大政，每年都从南方各省运大量粮食到京师，称“漕粮”。诗人途经淮浦，看到运河中北上的粮船，深夜听到纤夫们沉重的劳动号子，不由得产生深切的感触，对承担着沉重赋税和徭役的广大农民群众充满同情。更想到自己不久前为官时，除弊救民的政治抱负未得到施展，反躬自省，深愧白白耗费了从国库中领来的俸米，不禁涕泪滂沱，潸然不已。此诗即景生情，感情真挚沉痛，把同情人民苦难和反躬自省结合起来，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这首诗最大的特点是带有思辨色彩，以理助情。诗的开头，先不写耳闻号子声的感性认识来源，而先从诗人的一项逻辑思考写起。首二句，诗人算了一笔账： 运河上十名船夫拉一条粮船，屈指细算，千艘粮船，该花费多少人的劳动呵! 从“一缆”“十夫”到“千艘”，由点及面，扩大至无穷，写出了眼前纤夫拖着沉重艰辛的步伐缓慢行进的悲惨场面，更让人想到成千上万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生存而挣扎的厄运。没有描写，没有议论，从“只筹”到“细算”，写出了诗人痛苦的思索过程，进一步启发读者想得更深更远。

下二句，诗人调转笔锋写自己。“太仓”，封建王朝设置在京都的粮仓。语本《史记·平准书》：“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典故的暗用，使人联想唐代大诗人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而且曲折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对劳动人民血汗贪得无厌的榨取。一个“糜”字，写尽了达官贵人的穷奢极欲和挥霍无度。“我”的内疚和自责，也正是这次辞官南归的一个因素。“邪许”，纤夫的号子声。语本《淮南子·道应训》：“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纤夫步履维艰的情景，影现出纤夫在鞭棒下挣扎呼号、力尽骨折的凄惨场面，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用典而使人不觉，贴切、自然，可谓“绚烂之极归乎平淡”。灵活多样的艺术形式和语言风格，构成了龚诗的一个重要的特色。

龚自珍还很年青的时候，就比较清醒地看到阶级对立和激化的严重性，主张轻徭薄赋，认为仁不仁之差，大端有三：“视其赋，视其刑，视其役而已矣”(《升平分类读史雅诗自序》)。他曾指斥封建统治者“开捐例、加赋、加盐价之议”是“割臀以肥脑，自啖其肉”(《西域置行省议》)。这首诗正反映了诗人以诗歌为武器，积极用世的政治家思想风貌。

全诗感情真挚深沉，哀切感人，由“筹”“算”联系到“我”，直至“泪滂沱”，内在的情绪起伏荡漾，最后达到高潮。“夜闻邪许泪滂沱”，这其中有对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深切同情，也有对自己有志济世、无力补天的内疚和自责，更是对封建统治者贪得无厌地榨取劳动人民的罪恶的强烈控诉。

其 二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鲁迅先生说：“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革命时代的文学》)。在近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最先闻到清王朝腐烂气息，感受到变革的必然性，并对没落垂死的旧事物进行揭露和批判的，龚自珍是最早的一个。他的诗歌创作既是漫长暗夜中的鼙鼓，又是破晓时的号角。其中，《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气势磅礴，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这首诗诗末自注云：“过镇江，见赛玉皇及风神、雷神者，祷祠万数，道士乞撰青词。”“青词”，道士斋醮用的一种文体，以朱笔写于青藤纸上，亦称“绿章”。“玉皇”，即玉皇大帝，道教信仰中最高的天神。天，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人们苦难和幸福都在它的运化之中，人们自然对它怀着崇高的敬意。可是作为祭祀的对象玉皇来说，它是至大无匹、至高无上的，跟风、云、雷、电一切自然神不同，在人们的意识上却缺乏明确而具体的认识。这首诗从“风雷”入手，是直接渊源屈原《九歌》着力自然神讴歌的写作经验。诗歌当然会有象征意义，但回避它产生于宗教祭祀活动中这一事实，用“借题发挥”之类论点强作解释，就难免“隔”了一层。

“九州生气恃风雷”，起句大气磅礴，突兀不凡。“九州”，古代中国为九州，后代指中国。在赛神会上看到的风神和雷神的形象，被诗人幻化成一种震撼世界、摧枯拉朽的巨大力量。中国要有生气，必须依靠迅风疾雷的震荡和洗涤。诗人这一感觉和渴望，不仅集中地表达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情，而且也显示出历史的进程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阶段，旧的现实是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由呼风唤雷的大声呐喊形象地表现了诗人渴望社会来个大变动，一改旧观的豪情壮志。是发自肺腑的怒号，具有鲸吞环宇、气挟山河之势，蕴藏着要求变革社会的强烈冲动。

“万马齐喑究可哀”，点明了诗人为什么期望风雷来临。“万马齐喑”，语出苏轼《三马图赞引》，称宋元祐初西域贡马“振鬣长鸣，万马齐喑”。这里比喻在封建统治下，政治腐朽、思想被禁锢的黑暗局面，非常形象。“究可哀”三字则以强烈的感情色彩，对当时封建制度下人才横遭摧残，一片死寂的政治局面给予无情的谴责和鞭挞。“究”字下得沉痛，显示了诗人的冷静思考和敏感的洞察力，揭示了一片死气沉沉、令人窒息的危机深重的政局。整句诗是觉醒者灵魂受尽折磨、煎熬的独白，更是唤起人们清醒的警世之言。

“我劝天公重抖擞”，笔锋顿转，大声呼唤，使人精神为之一振。诗中的“我”竟然与“天公”进行对话，甚至对“天公”大胆地“劝告”，希望“天公”重新振作精神，显示了诗人不愿与黑暗同流合污的桀骜不驯之气，以及执着追求、九死不悔的大无畏精神。一位顶天立地、翘望着九州生气指日来临的历史先驱者的形象，跃然纸上。

“不拘一格降人材”这一结句，涤尽祷诗向神灵乞求福佑的陋习，将精辟的政治见解熔铸入凝炼的诗句。“拘”，局限。“格”，规格，这里指那些扼杀人才的清规戒律。诗人祈求打破程式，多让人才降世，在龚自珍一生的要求革新除弊的呼声中，“人材”问题始终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在此，他又为人材的横遭戕害而大声呼吁，表现了对满清统治者高压政策的极端不满。

这是一首气势磅礴、富有战斗气息的诗篇。恩格斯说： 但丁在欧洲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历史上，龚自珍也恰是这样一位“最后”和“最初”转折时代的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诗人面对“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勇敢地发出愤怒的叫喊，呼唤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的风雷，希望涌现一批勇于革新的人材，实现富有生气的改革，打破死气沉沉的局面。诗人这种要求冲破封建专制统治、期待社会大变革的战斗精神，是难能而可贵的。

全诗激情洋溢，一气呵成，如雷霆轰响，有千钧之力，在“学凋文敝，索索无生气”(王文濡《定庵文集序》)的嘉庆、道光诗坛上，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放射出耀眼的光辉，是我国近代诗歌史上继往开来的力作。

其 三

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钟嵘在《诗品》中称东晋大诗人陶潜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后来不少诗评家沿用此说，大谈陶诗如何平淡，如何超脱。龚自珍却竭力摧崇陶潜胸怀磊落、有豪侠气质的另一面，即如后来鲁迅所说的“金刚怒目”式的一面，这是极有见地的。诗人早年怀抱澄清天下的大志，但在冷署闲曹的京官生涯中却无从施展自己的抱负，而政治改革的危言深论又常常触动时忌;值此被迫辞官退隐之际，对歌吟过“猛志固常在”的陶渊明，自然有着与人不同的深切体会。

这首诗是《舟中读陶诗三首》之一，是龚自珍辞官出都后，自镇江过江去江阴舟中所作。诗人原想由扬州过江去江宁，后改走镇江。在扬州时，他和魏源等诸多朋友“跌宕文酒，凭吊古今”。“舟中读陶诗”，正是为了寻觅一种精神寄托，表示自己把壮志埋在心里，一直没有忘却现实，抒发对腐朽现实的不满和壮志不得施展的焦灼和悲愤。

在“陶集”中有许多光彩夺目的篇章，然而最能颤动诗人心灵并引起共鸣的是《咏荆轲》和《停云》两首。两首诗所蕴含的深厚丰富的内容，都表露出陶渊明在壮志不得伸展而转托田园之后，并未使自己沉湎于田园生活的乐趣，相反，心中永远燃烧着一股不熄的火。他在归隐田园之后，没有完全消除他壮志未遂的苦闷，一直没有丢掉疾恶与除暴之心。在《咏荆轲》一诗中，他热情歌颂不惜牺牲而勇于除暴的荆轲：“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停云》共四章，咏思亲友而不得见。诗中一切景象都失去了常态，山河变色，风雨如晦，用意十分显豁，是借思亲友以叹乱世。龚自珍在舟中捧读陶诗时，心情是极不平静的，他发现“陶潜诗喜说荆轲”，并进而想像诗人奋笔疾书《停云》诗高声吟唱的激愤神态。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已经陶醉乎其中。

从“喜说”到“想见”，龚自珍分明是引陶渊明为千载之下神游相交的知己。他一面吟咏着诗句，一面咀嚼着每一个字所包涵的深刻意蕴;读其诗，想见其为人，表示了对陶渊明以及他诗中所描写的豪侠的景慕之情。“吟到恩仇心事涌”，诗人自己已经和陶渊明合二为一、融为一体了。这里既指陶渊明的感慨、悲愤和执着的追求，也是写自己无限的痛苦和愤慨。“吟”，不再是细细吟咏，而是仰天长啸，高声放歌。“恩仇”，不是个人的恩恩怨怨，而是指荆轲等古代豪侠的匡扶正义、恩亲仇暴的热肠。“涌”字形象地表示了诗人心潮起伏、激动不已的情景。结句“江湖侠骨恐无多”，借古喻今，从读陶诗落实到对时事的感叹。歌颂豪侠，进而希望变革，这是龚自珍作品中一个重要的主题。“朝从屠沽游，夕拉驺卒饮。……既窥豫让桥，复瞰轵深井”(《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他真诚地希望从社会底层发现侠义之士，成为他社会改革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九》中，他明确地指出在专制政权压迫下，一些才智之士不甘于被戮，其中悍者，就希图起而造反。 另外他又在《尊隐》中刻画出革命风暴卷起的前夕的、暂时寂静的情况：“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本诗的“侠骨无多”，正是对万马齐喑、禁锢闭塞的时代的诅咒，是呼唤觉醒的号角，当然也反映了诗人孤独的苦闷。

全诗从“读陶诗”生发开来，从陶诗集中“喜说”落笔，进而想见其为人，吟咏之间引起思想的共鸣，发出对时世的愤慨。字里行间凝聚着诗人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与痛苦、焦灼。整首诗的内在情绪跌宕起伏，显示了诗人从“鳞与爪之余”可寻“屈纵缭戾”(《戒诗五章》)的艺术特色。

其 四

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澹，二分梁甫一分骚。

本诗是《舟中读陶诗三首》之二。

诗的起句，诗人把向来被人们视为穆静、飘逸而身居世外桃源的陶潜比作卧龙诸葛。作者自注云：“语意本辛弃疾。”辛弃疾是南宋杰出的爱国词人。他在《贺新郎·把酒长亭说》中云“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此即龚诗所本。陶潜的归隐，是对污浊的现实完全绝望之后采取的一条洁身守志的道路，是儒家“独善其身”的思想在此时占了主导地位的表现。这和诸葛亮“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前出师表》)何其相似，故在诗中用“酷”字予以强调，其实退隐乃是出于无奈，且也系表面现象，只是把“大济于苍生”的壮志和“骞翮思远翥”的雄心埋藏在心底而已。

“万古浔阳松菊高”，陶潜喜咏菊、松，集中屡见，如《和郭主簿》：“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饮酒》第八首：“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霜下盛开的菊花和不凋的青松，正是诗人挺立不屈的性格的象征。龚自珍以松、菊傲霜耐寒的特性比喻陶潜孤高的性格，尤为贴切。“浔阳”，即今江西省九江市，陶潜为浔阳柴桑人。“高”字既指松、菊的茂盛之状，同时暗切陶潜品质的高洁。

“莫信”二句指出，不要相信诗人表面上似乎极其肃穆平淡，其实诗的骨子里含有《梁甫吟》和《离骚》的精神实质，即具有豪迈气概和愤郁不平之情。“梁甫”，即《梁甫吟》，古乐府楚调曲名。《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内容多为感慨世事之作。这里暗合了陶潜与诸葛亮的“酷似”之处。“骚”，即《离骚》，是战国时代楚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作品。诗中充满着对祖国的热爱，对昏君奸臣的愤慨，以及坚强不屈的战斗精神。

龚自珍对陶潜的评价是比较全面和正确的，诚如后来鲁迅论述的“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陶潜曾被认为“隐逸诗人之宗”(《诗品》)，而龚自珍偏偏着重挖掘他积极用世的一面，这是含有深义的，在此诗人是以陶潜自况。诗人具磊落不羁之才，抱澄清天下之志，但他的理想没有机会实现，他的才能和抱负得不到施展，被迫退隐，忧郁一生。整首诗抒发了诗人不甘沉沦、不甘退隐的积极用世的政治激情，是一位被赶离政治舞台的政治家向社会发出的宣言。

全诗以理见情，冷僻的评析中蕴藏着诗人犀利的见解，愤世疾俗之情寓于字里行间，读者只能以意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