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刘辰翁

柳梢青·春感

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每逢佳节(特别在月圆之夜的元宵、中秋等节日之夜)，人们便会油然而生思念亲朋之情。刘辰翁的这首“春感”词，实际就是一首“元宵思亲”之词。尽管他其时正身在故乡(江西庐陵)，但由于南宋已经覆亡(元兵于1276年攻占临安，并掳幼帝及太后等北去)，所以面对元宵的明月，他心中升起的便是一种“恍若隔世”的“易代”之悲。在这月圆而社稷却已破碎的时刻，他的思绪不禁飞向了沦陷在元兵铁蹄下的南宋故都临安，更飞向了此刻还在海南一带坚持“抵抗运动”而艰苦斗争着的朋友们……“

本词基本从想象与联想落笔。上片是他遥望今夜临安城里“过节”的情景。元宵节本是汉民族极为欢乐的节日。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就曾为它留下过许多优美的诗篇。如唐代苏味道诗云：“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妓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正月十五夜》)它就活画出发都城庆祝元宵节的盛况。可是刘辰翁笔下的元宵之夜，却已迥然不同了：“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此时的临安城里，一队队披着毡毯的蒙古骑兵，正在到处狂驰突奔，这哪还有半点节日的喜庆气氛？联想到不久之前元兵入城的大肆搜捕屠杀以及人民的流离死亡(光宫女投湖自杀者就数以百计)，词人想象今年的元宵灯花，似乎还在为死者们流泪志哀。而如果对比于昔年(宋亡前)“金吾不禁”的“不夜城”而言，则现今的临安城简直就成了一座“愁城”！这里，作者特意把“春”与“愁城”紧连在一起写，更显出了“以乐景衬哀”的对比效果，给人以“国破山河在”的强烈悲恸。当然，词人还想象：此时的临安城中，也还是有人在“过节”的，但那已是蒙古“新主人”们，而不再是原先生活于此的汉族人民。因之，那游牧民族的横笛所吹奏出的“番腔”，和那街头演出的充满异族风味的鼓吹杂戏，就再不是昔年承平时代的歌声。其言外之凄然与愤慨，就不言而自明。过片“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既交代了词人自身所怀的悲凉心情，又起了收束上文和领起下文的作用。刘辰翁在1275年曾参加过文天祥的幕府，从事过短期的抗元活动，兵败后退隐故乡过着“遗民”的生活。“那堪独坐青灯”句，就用独对荧荧如豆之油灯的“画面”，描画出了词人悲凉孤愤的自我形象，而“想故国、高台月明”则化用李煜《虞美人》词意(“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抒写他感怀故国沦丧却又无力回天的哀痛。这两句既点明上文所写，均系对于故国之所“想”(想象)，又很自然地引发出下文三个“跨度”甚大却又“勾成一团”的并列短句来。这三个短句中，“辇下风光”是指故都临安元宵之夜的繁华旖旎风光，“山中岁月”是指自己蛰居乱山的凄凉寂寞岁月，而“海上心情”则又把词境拓宽，使自己的思念飞向了南海之畔的崖山，和此刻还在那里进行孤军奋战的抗元将士“心心相通”……其间，既包含着对于社稷变置、故国覆亡的“改朝换代”之悲感，又包含着对于自身窜伏深山、晚境落拓的“劫后余生”之痛悼，更包含着对于文天祥、张世杰等爱国志士们的无限关心与景仰，堪称语极精炼而意极丰富。刘辰翁词，人称“情辞跌宕”(况周颐《蕙风词话》)。此词全从元宵之夜而“独坐青灯”之所“想”所“感”写起，“纵跨”了宋亡前后的两个朝代，“横跨”了临安、庐陵、海南三处地域，表达了亡国之后百感交集的悲苦心情，真称得上是情真意深、跌宕有致的佳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