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自垂千古,吾犹恋一生。
        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
        折槛生前事,遗碑死后名。
        存亡虽异路,贞白本相成。

        商景兰是明末殉国官员祁彪佳的夫人。清顺治二年(1645),四十四岁的祁彪佳闲居绍兴故乡,闻得清兵已攻陷南京并进逼杭州,清廷已派人以书信来对自己招降礼聘,他不肯作“二臣”,绝食后趁家人不备端坐水池自尽。商景兰以《悼亡》二首悼念亡夫。这是其中第一首。
        首联“公”是对丈夫的敬称。“公自垂千古,吾犹恋一生”,写丈夫已为国家民族殉节,定然名垂千古而不朽,自己却不能以身殉夫志,还在留恋着人生。颔联上句“君臣原大节”承首联上句,写丈夫死得其所,作为明朝臣子,明亡殉国本是应有的气节;下句“儿女亦人情”承首联下句,写自己之所以“恋一生”,乃是为了抚育膝下的儿女,这也是为人父母的常情。此意在她的《琴楼遗稿序》中表达得更为明了:“中丞公(即祁彪佳,祁曾任明朝御史,故称中丞)殉节,余不敢从死,以儿女皆幼也”,正可作为此句之注脚。这一句诚然是对自己“恋一生”的解释,但却决不可目为贪生的解脱语;此句更深的含意在于对死者的安慰:祁身后留下二子四女,坚持气节的父亲不可能不挂念子女的品德,因此,有了母亲的教养,则可告慰亡灵于九泉了。
        颈联通过典故转入对亡夫生前忠直秉性与死后传世英名的颂扬。“折槛”一典出自《汉书·朱云传》:成帝时,任槐里令的朱云上殿要求处死“上不能匡主、下无以益民”的幸臣张禹,触怒成帝,立判朱云死罪。朱云攀住殿槛(栏杆),大呼不畏死,只担心朝廷结局。殿槛被攀折。后成帝下令勿换折槛,以表彰直谏之臣。“遗碑”一典出自《晋书·羊祜(hu)传》:羊祜驻襄阳时,兴办学校,关心民众,甚得民心,死后襄阳百姓在他平时游憩的岘山建碑,年年祭奠,见者落泪。“折槛”之典为实用。崇祯及南明福王时,祁彪佳曾多次直言进谏,以致惹怒权奸遭陷被贬。女诗人借朱云犯死直谏对丈夫生前忠直进言加以称颂。“遗碑”之典是虚用。祁彪佳此时尚无百姓为之立碑祭祀之事,女诗人以羊祜死后遗碑预言丈夫的忠心节概必将为后世所景仰怀念。诗中用典常可收到言辞简净而内蕴深邃、拓展艺术空间的效果,但此处商景兰用典更有其深衷在:她意在表明,丈夫忠直不吝惜生命是对古代正直官吏传统美德的继承,丈夫的英名也必将如古代贤明臣子一样死后留芳。如此,商景兰就不是在悼亡中出自一己之见的“夸夫”,而是把丈夫放在历史的大传统中加以定位和评价;如此之褒扬不但不显其浅露,反而更见其凝重与庄严。对丈夫的名节作了这样坚实的肯定之后,尾联就进入自己对丈夫名节的继承上:“存亡虽异路,贞白本相成。”你我一生一死虽不再同途,但共同坚守的忠贞与清白的节操却是彼此相辅而更相成的。这无异于是在丈夫灵前发出的继承遗志、坚持操守的誓言。
        商景兰《锦囊集》中不少诗词写得相当清丽婉转,但这首《悼亡》却相当古朴,毫无藻饰,这既是诗人发自内心的庄严沉重的胸臆语所致,又与诗作严肃的政治内涵直接相关。
        这一首血泪凝成、掷地有声的五律,通篇四联全用对仗。首联颔联同是上句写丈夫下句写自已,夫妻并列,在对仗中二人的不同命运(一死一生)以及形成此不同命运的原因(大节人情)鲜明地得以体现。颈联与尾联则是分别写丈夫与自己。颈联以丈夫的生前与死后相并列,对仗中突现丈夫的全名全节;尾联一改上述三联的对仗方式而为“流水对”,抒怀言志,情感贯通,语势悠长。对仗在律诗中可形成一种整饬之美,这正与本诗的庄重情调相切合。而此诗对仗在形式上的几多变化,又使整齐中不致呆板,且对仗之中双方思想情操得以对照、交流、映衬,相得益彰。
        历代悼亡诗几乎都是悼念亡妻,大多写得心意深挚、情思绵邈,催人泪下。商景兰是女性作者,悼念亡夫。她与丈夫祁彪佳夫妇情笃,“伉俪相重,未尝有妾媵(ying)”(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但因丈夫是殉节,她本人又深明大义、意志刚强,所以她的悼亡之作独能一反历来悼亡诗之凄婉、哀怨的传统格调,她不以嫠妇的凄苦来赚取廉价的泪水,而是把夫妻深情融入于国家民族的大义之中,义胜于情,壮过于悲,从而使此诗在历代悼亡之作中成为罕见的充溢着民族大义的战斗诗章,成为难得的颇富阳刚之气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