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这首诗,乍看,信笔写来,不加雕饰,显得非常平淡。然而真正的好诗正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宋人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说:“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这首诗的“平淡之境”正是这样造成的。
        从内容看,它的蕴藏非常丰富。看到诗题《马嵬》,自然就会想到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冬,“安史之乱”起,李隆基仓皇奔蜀,至马嵬驿,六军不发,迫使他忍痛赐杨玉环自缢,这幕历史的悲剧。白居易的《长恨歌》即写此事。白诗中虽对“汉皇重色思倾国”招致朝纲紊乱,酿成“安史之乱”有所指责,但更多的是表现唐明皇一往深情,对爱情坚贞不渝。这首诗破题即对白诗大作针砭,认为《长恨歌》所描写的帝妃的生死离别尽管哀婉动人,但比起民间夫妻被徭役离乱所逼造成的生活悲剧算得了什么呢? 因此,缠绵悱恻的《长恨歌》还是“莫唱”为好吧! 第二句“人间亦自有银河”,就是借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写平民中恩爱夫妻的生离死别。第三、四句再具体说明为什么李、杨爱情悲剧不值得歌唱。杜甫的《石壕吏》描写“安史之乱”中官吏强征民夫,害得百姓家破人亡。他们,“泪比长生殿上多”。当年七夕,唐玄宗与杨贵妃在华清宫中、长生殿上,执手相对,海誓山盟,以至化浓烈的情爱为凄清的呜咽。这种热恋中的淡淡的哀愁比之“石壕村里夫妻别”实在算不了什么。
        在有关爱情题材的诗歌中,以帝妃的爱情悲剧衬托平民的爱情悲剧,在我们这个诗的国度里也是罕见的。在众多咏马嵬的诗作中,这也是立意新奇的一首。作者写这首诗不是把眼睛只盯在唐玄宗和杨贵妃身上,既没有替天子分忧:“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李商隐《马嵬》),也没有为贵妃写怨:“地下阿瞒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罗隐《帝幸蜀》),而是高瞻远瞩,纵览天下,反思历史,从宏观上进行对比,在比较中作出判断,从而寄同情于“石壕村”的黎民百姓,表现出“君为轻、民为贵”的民本思想。同时揭示出恰恰是帝妃沉缅酒色酿成自己的悲剧,也给黎民百姓带来更大的悲剧。这首诗以它这种高度的思想性同时也为它在艺术上带来一个显著的特点——高度的概括性。
        一般说来,写诗要用形象思维,应该运用形象思维的表现手法——“比兴”。但这首诗却只用“赋”,以议论结构全篇。“以议论为诗”,宋严羽认为“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可谓不幸也”(《沧浪诗话·诗辨》),而袁枚的这首诗却清新流畅,没有枯燥的说理腔调,究其原因,一是说理而不用逻辑推理,出之于形象的对比:长生殿——石壕村,天子贵妃——村野夫妻,一是乐尽哀来,一是苦极悲生……对比极为强烈,议论不失生动;二是巧妙地借用两首著名的唐诗——白居易的《长恨歌》和杜甫的《石壕吏》进行议论,用这两首诗中叙述的故事作为典型事例,就事说理,使读者的思绪沉浸在特定的环境气氛中受到形象的感染;三是在议论中包孕着深沉的感情,从而以情说理,感情更为激越,为疏淡的字眼涂上了浓烈的感情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