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欲成荫分袂时,君期十日复金扉。
        槐今落叶已将尽,君向远乡犹未归。
        化石早曾闻节妇,沉湘何必独灵妃?
        须知此意同生死,不学他人空寄衣。

        这是一首代言性质的作品,代闺阁传情,拟愁心寄远。思妇感怀,佳人泣怨,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传统主题之一。情爱与妇德,敏感 (生命冲动) 与麻木 (夫权意识) ,痴情与悔恨的奇妙结合,形成此类诗作的主调,清晰地描画出中国女性文化中爱情的呐喊与彷徨,价值的认同与迷惘,命运的忧患与反思的心理轨迹。
        这首 《寄远》 诗将女主人公相思的情感、坚挚的忠心,通过物象符号 (槐树) 和文化符号 (典故) 表述出来。前者是相思意念的象征,后者是忠贞观念的象征。
        相思是一种 “时间”上的沉积,或者说是情感在 “时间”过程中的冲动。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时间的概念。它只有通过 “时间”,或以 “时间” 为中介才能得到表述。在此诗中,时间的符号化,便是槐树意象的创造。从槐的 “成荫”到 “叶尽” ,不但表明分别的时间之长,引起思妇的焦虑、不安和思念,而且这一形象的创造,又给人一种 “空间”的玩味和体验,即将时间的个性空间化—— “我”在槐树下待君,君在远乡未归; 或 “我” 在 闺阁( “金扉”) 中静等敲门之声,然君约定归来的期限已过,却了无音讯。“我”待君的急迫之心和思念之情在槐树的空间化(空间定位、环境展示)和对象化中呈现出来。因之,这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同构。在相思与感伤 (均系槐树引起) 的交织中,隐含了某种对丈夫失信的微嗔与怨恨。
        但我们的女主人公并未因度日如年的孤独生活而发展其对丈夫的嗔怒,或激化其内心深处的冲突,而是以一种理性的自觉,将自己的相思化为道德的崇高和人格的伟大,使其在伦理的范围内获得价值的转换,求得对自我存在的认识,手握十字架,保持伦理姿态的端正和庄严。
        这里选用了两个传说 (望夫化石和舜妃投江) 来表示对丈夫的生死不二之心。这两个传说,是男性文化对妇女人格的雕塑与构造,代表着夫权社会对妇女的权利要求和审美评价。它把妇德与情爱作了天衣无缝的粘合,将外在的义务化为内心的需求,是纲常意识在情爱中的凝聚、积淀、内化,或情爱在道德价值实现中的体现。于是,从一而终便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和先验规范,内投到妇女的心理深层,成为女性自我塑造的文化认同,忠于婚姻 (命定的一个个体) 的集体无意识原型。这种被男子烫在妇女心灵上的深深的烙印所板结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使女性丧失了人格独立、个体自由的主体意识 再没有作为一个人而直起身来,只是在作为附庸物的意义上获得人本需要的自我实现 (生理的需要,爱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等等) ,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因而构成伦理与情爱的奇妙混合,所谓爱,就是遵从妇德,恪守妇教。在男子而言,就是对女性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权威性占有,在女子而言,就是对男子的绝对忠诚和无条件服从。
        这首 《寄远》诗,就是这种夫权中心主义在爱情上的诗化和审美化。它呈现出一种妇德与情爱的同构,即将道德情爱化,情爱道德化,感性理性化,理性感性化。这一伦理与人性、义务与需要的同化,使其所传达的生死不渝之情,富于了极浓的人情味,颇能令人怦然心动而由衷地歌颂之; 然其文化的终极价值,却是一种宗教式的殉葬精神和受难毅力的体现,在殉爱也即殉德的人生体验中,获得道德崇高的满足,在苦涩的咀嚼中,体味着人格高尚的甘甜,在男人的眼光中,看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况且这首诗是地地道道的男人为女人的代言,他要的是女人为自己的献身精神和忠诚之心,有此,也就不必再在“寄衣”上搞繁琐求证,来一段行动表示了。
        就语言而言,“女性”在作为文化构成的意义上来说,是父权制度的产物,不可能创造出真正属于自己的语言来,只是把既定的价值和命运心理化、情感化而已。
        对这样的情爱,认同乎?反思乎?这关系到我们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调整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