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有壮别,不作儿女颜。
        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
        　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阑^①。
        高楼一挥手,来去我何难。
        
        亦有英雄泪,不向离别挥。
        苍黎哀水火,社稷惨戎衣。
        　恩怨何时报,康同与愿违^②。
        　　劳劳精卫志^③,填臆涕如縻^④。

        
        《壮别》二十六首,皆写于1899年12月,作者流亡海外时期。诗前原有小序: “首途前五日,柏原东亩饯之于箱根之环翠楼。酒次,出缣纸索书。为书 ‘壮哉此别’ 四字,且系以小诗一首,即此篇第一章也。舟中十日,了无一事,忽发异兴,累累成数十章。因撮录其同体者,题曰壮别,得若干首。”由此可知,这里选析的两首,前者写于日本,后者则为太平洋舟中所作。
        1898年,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继续为国奔走,创学会,办报刊,努力探寻救亡图强的道路。其间,他与日本友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己亥 (1899)冬间,美洲人招往游”( 《三十自述》),“西历十二月十九日始发东京” ( 《夏威夷游记》) 。10月14日这天,日本友人柏原东亩在环翠楼为梁启超饯行。离别在即,不胜依依,诗人挥毫赠答,写下了 《壮别》 其一。
        “丈夫有壮别,不作儿女颜。”首句平地拔起,高唱入云,为全诗定下了雄浑悲壮的基调。难怪其二、其三、其四三首,皆以“丈夫有壮别”起句,足见作者对此句的激赏。“丈夫”与“儿女”相对,旨在突出一个“壮”字。这不禁使人联想到柳永描写儿女伤别的名句: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雨霖铃》 ) 可见,丈夫之别与儿女之别的不同之处,正在于“壮别”与“泪别”。此为总写。然则诗人毕竟要远别而去了,更何况柏原东亩与他又是“许国同忧乐,论交托死生”的“兄弟之交” ( 《壮别》其十四) 。想到此别以后,两人将是远隔重洋,天各一方,惜别之情油然而生。万里风尘,惟有孤剑相伴; 满月湖海,只身飘泊而已。这种阔大与微小、自然与人事的相互映衬,强化了诗作的悲壮气氛,在雄浑高远的背景之上,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也愈加鲜明。这两句乍看起来似在虚写自己别后的情状,然“孤”、“单”二字,则反衬出他与友人的深情厚谊,这又是在实写知己惜别之情。作者恨别伤离的切切情思,恰在这虚实正反之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但这毕竟是一种丈夫之别,志士之别,同志之别,诗人迅速从惜别的情谊中解脱出来,升华到更高的境界——“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阑。” 当时的梁启超年仅二十七岁,纵然飘零海外,他也时刻铭记着祖国的苦难,告诫自己切莫辜负了青春年华。在这里,一种深沉的忧患感和强烈的使命感交织在一起。句中 “正”、“殊” 虽为两个虚词,却十分准确地传达出迫在眉睫的国难和力挽狂澜的壮怀,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末联笔锋一转,又回到了眼前,看似平易,实则意味悠长,感情深沉:就要与志同道合的挚友挥手作别了,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 可一想到生灵涂炭、山河破碎的现实和自己“又挟风雷作远游” ( 《太平洋遇雨》 ) 的壮志,这个人的别离之情又有什么难以割舍的呢。一个“何”字,似问非问,似叹非叹,充分表现了诗人特定情景中的细腻复杂的情感,耐人寻味。正像作者另一首赠柏原东亩的诗所云: “如何别容易,无语只惺惺。” ( 《壮别》其十四)
        如果说前一首尚写于将别未别之际,这后一首则是面对大海的歌唱。时跨“新旧二世纪之界线”。置身“东西两半球之中央”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的浩翰太平洋上,诗人回望祖国,默怀师友,不禁百感交集,怆然泣下。
        是的,变法失败时,尚可“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 ( 《去国行》 ) ; 挥别友人时,亦能“不作儿女颜”。而此刻,梁启超再也忍不住热泪滚滚——“亦有英雄泪,不向离别挥”! 人民在水深火热中哭泣,祖国在烽火硝烟里沉浮,“君恩友仇两未报” (《去国行》),“大同”理想难实现。这,才是作者忧心如焚,涕泪如縻的真正原因所在。一“哀”一“惨”,两个动词非常真切、鲜明、强烈地突现出近代中国的严酷现实,渗透着诗人爱国忧民的赤子之情。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幽禁光绪帝,捕杀谭嗣同等 “戊戌六君子”,康有为和作者逃亡日本,历时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运动失败。此刻,梁启超面对大海,痛定思痛,恩恩怨怨齐上心头。这里既抒发了壮志未酬的满腔忧愤,也蕴含着对死难战友的深切怀念,读来沉痛感人。可贵的是,诗人并没有颓丧和幻灭,而是从沉痛中奋起。或许正是这脚下的太平洋,使他想起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化身——精卫,而自己的苦苦求索又与精卫何其相似! 泪水不禁潸然而下。全诗以泪始,又以泪终,首尾照应,但并不觉伤感压抑,始终洋溢着一种悲壮之美和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
        古往今来,离情别绪向为诗家所乐道,才子佳人,缠绵; 文人雅士,超脱。梁启超的 《壮别》,却是属于志士型的。诚然,他的确在抒别情,顾友谊,但又不限于此,而能熔惜别、怀友、忧民、爱国于一炉,升华为一种对苦难祖国的赤子之爱,从而使这组诗在古人恨别伤离、讴歌友谊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一种别样的风采。也许,这正是梁启超其人其诗闪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