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旷代文章数阿Q”。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以“巴人”为笔名的鲁迅小说《阿Q正传》 在《晨报副镌》上连载。近70年来，阿Q在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前所未见的文学典型人物的同时，评论家们对阿Q形象的政治、历史、思想、文化、哲学、美学、心理学等丰富而复杂的内涵，亦论辩蜂起，众说纷纭。鲁迅先生生前即曾感叹过：“《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几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①

为什么要创作《阿Q正传》?还是作者自己说得明白： “《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②;“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③;“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④;《阿Q正传》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为阿Q们立言、控诉、呐喊。阿Q形象已成为中国人民破坏固有的旧文明、建设未来的新文明的一面不朽的精神铜镜，它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全世界的一个艺术典型。

读 《阿Q正传》，不能忽视第一章《序》。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人很重视修史立传，但为阿Q式的小人物、“不幸的人们”修史立传，却始于鲁迅。鲁迅向“五四”后正在觉醒过来的中国人讲述着一个极为不幸的人的悲惨的故事，他是作为这一故事的叙述者、评点者、批判者始终存在着的，《序》这一章的“我” 自有鲁迅的心声在。“我”模拟封建文人文白夹杂、引经据典的口气，极尽嘲弄的文笔，对传统的修史立传的陈腐标准给予公开曝光，什么“列传，目传，别传，家传，小传”之类，全与阿Q无缘，鲁迅“有乖史法”来传阿Q，显示了新文学巨匠扫荡“国粹”老调子的气势。“我”还揶揄了 《新青年》的提倡“洋字”，但这一个“Q”字，不正活脱脱地描状出一个盘着拖着一条长辫的老中国儿女的头相吗?而这个阿Q的灵魂，又确乎是“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所考证不出来的。像这样的开篇文笔，自然难倒了不少译家，以至于20年代和30年代几种外文译本，不得不割舍了这个 《序》。

“立传的通例，开首大抵该是 ‘某，字某，某地人也’。”而鲁迅有意反其道而行之，不知阿Q姓什么、名字怎么写，甚至连籍贯也决不定。鲁迅这一笔法的苦心，“目的是在消灭各种无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得更强烈。……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在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⑤同时，阿Q的 “无名无姓”，也隐示了他在未庄的卑贱身份。

《序》还是阿Q的出场亮相： “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侯，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的说，这于他也很光采，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据查，鲁迅故乡绍兴府属的会稽县1898年曾举行过一次县考，赵太爷儿子新进秀才大致是这个年头。而1898年，这个中国近代史血色黄昏的年代，资产阶级变法派“百日新政”改革失败，戊戍六君子英勇就义血洒京师。但无论是西风东渐，清廷飘摇，维新流血，士林震荡，这一切对于远离政治中心的未庄乡下并未产生任何影响。广大农村封建阶级结构和等级制度毫无变化，赵太爷家仍为儿子当上秀才而抖起了威风。作为家族社会产物的阿Q，自然不忘自己的氏族，为赵氏本家的光彩而引以为荣。但这个贫无立锥之地的阿Q被两碗黄汤灌昏了头，竟手舞足蹈地当众宣布比赵秀才还要长三辈，如此僭越冒犯赵太爷的尊严，这还了得! 地保把阿Q喊到了赵家，赵太爷满脸溅朱地跳过去给阿Q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 ——你那里配姓赵!”阿Q噤若寒蝉，唯唯退出。赵太爷一声呵斥，取缔了阿Q姓赵的资格，未庄人也跟着取消了阿Q的族籍。在赵太爷淫威下的阿Q亮相，深刻而准确地揭示了阿Q在未庄的地位，一个连姓什么的权利都没有的孤苦无告的贱民!

但这时，我们还没能看清楚阿Q的长相。同旧小说在人物一出场时首先工笔细描人物肖象的写法不同，鲁迅往往是在人物性格逐渐展开的流动过程中，才一笔一划地勾勒出人物肖象的各个局部，在表现阿Q的性格动作的同时显现出阿Q的某一外形特征来。

鲁迅传阿Q，为的是画出阿Q的灵魂。第二、三章的重点正是解剖阿Q性格的最主要特征——精神胜利法，而《优胜记略》先补叙挨赵太爷一耳光之前的阿Q的“行状”。阿Q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在未庄人的心目中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尽管他给人家打短工时“真能做”。“因为未庄的人们之于阿Q，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从来没有留心他的 ‘行状’的”。虽说如此，阿Q仍颇有可自傲自夸的： “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从阿Q嘴里冒出的这头一句完整的话，实在道明了阿Q全部思想行为的潜在动因。阿Q先前是否阔过、如何阔法，无人考证，现实的未庄人也未必感兴趣。而唯独这一条，阿Q是无法忘却的。今日一无所有的阿Q，正是以己之所无攻破彼之所有，这是他常“优胜”的思维方式，且不说它。值得注意的是，“阔”与“不阔”，确乎是老中国儿女们可以自尊或使他尊的一个最高标准。何谓“阔”，有钱有势者方能谓之“阔”，“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都要算最高理想(?) 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阿Q岂能例外?!⑥

但现实中的阿Q毕竟穷酸倒霉得很，他因为头顶上的癞疮疤，而讳说一切近于“赖”的音，并推而广之地讳“光”讳“亮”，连“灯”、“烛”也讳; 与人口角时，“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但总是吃亏挨打的多，只好采用“怒目主义”。对于阿Q这种可怜卑下的精神状态，鲁迅无疑是鄙薄的。但阿Q同未庄的闲人们又有何两样，鲁迅先生的愤火一开始就不是投向阿Q一个人的，读阿Q“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那节著名描写即可明显感受到。

阿Q就这样以常 “优胜” 的种种妙法 “克服怨敌”，甚至“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像阿Q这样自欺自瞒从而得胜的走了的何止阿Q一个，整个未庄人未尝不是在心满意足中造出精神上的逃路，这正是鲁迅先生巨大忧愤之所在。阿Q式精神胜利法的基本特点是，不管蒙受了多大的屈辱，他都能找出种种借口来安慰自己，他都能生活在瞒和骗的大泽之中，在精神上造出各种各样的逃路而自以为是正路。这种精神胜利法又是与极端自卑的自轻自贱联结在一起的。阿Q有一回参赌“赢而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叠”，不料在昏头昏脑的拳脚相加之后，一堆洋钱不见了，土头灰脑的阿Q眼看失去了一回“阔”起来的机遇，“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但阿Q终归是阿Q，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用力打自己的嘴巴，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麻木健忘的阿Q： “他睡着了。”

《续优胜记略》这一章写的是“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因此赵家减了威风”这一个年代的阿Q。历史进入了20世纪，满清王朝四面楚歌，濒临绝境，1901年下令改书院为新式学堂，1904年最后一轮会试举行后，清廷不得不宣布停止科举考试，这标志着封建道统延续行将中断，连阿Q们在乡下也直觉地感受到“赵家减了威风”。最使阿Q气不过的是有络腮胡子缺点的王胡竟敢动手欺负他，于是，阿Q把寻求报复的念头移向他最厌恶的一个人，钱太爷的大儿子“假洋鬼子”。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学堂的设立，本世纪初头10年，出现 了中国近代第一次留学浪潮，到外国留学，或镀金、或寻找新路探求真理，成了新一代读书人的时髦，连未庄也有了个进过洋学堂后到东洋留学半年的钱大少爷。《阿Q正传》显然无意于正面评价这个留学生群体的出现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形成所起的历史性作用。鲁迅是通过阿Q的视角来为 “假洋鬼子”画相的，他相当准确地描述了当年未庄人对这个被剪掉了辫子的异物的拒斥态度。钱太爷的大儿子留学东洋回到家乡，身价大跌，陷身于守旧排外的未庄人的歧视性包围之中，他成了 “里通外国的人”，甚至在未庄没有社会地位的阿Q，竟以为他没有辫子“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足见这个可怜的“假洋鬼子”回到封闭隔世的未庄，其精神将何等孤独，其地位一时如何一落千丈!如果不超越传统中国人闭关锁国的心态，仍可能对鲁迅笔下创造的 “假洋鬼子”发生阿Q式思维方式的误会。

阿Q终究不是假洋鬼子的对手，他情不自禁地骂了声 “秃儿。驴……”，便招致假洋鬼子大踏步走过来的迎头棍击。卑怯的阿Q从来欺软怕硬，在遭受这一屈辱之后，他把一日来的种种晦气发泄到了更为弱小者身上，竟在酒店门口当众以流氓手段欺侮毫无反抗能力的静修庵的小尼姑。阿Q演出的恶作剧，博得了看客们同样的恶作剧的赏识，而“那些赏鉴家”的大笑声，更使阿Q得意忘形，“仿佛全身比拍拍的响了之后更轻松，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

在这两章里，鲁迅几乎揭示了阿Q哲学的全部要义，阿Q的精神胜利法，包容了自尊自大，自轻自贱、麻木健忘、守旧排外、欺凌弱小，自欺自慰等等。那么，阿Q式的精神现象从何而来呢?不必讳言，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会从阿Q的阶级地位中产生。作为被侮辱者适应吃人社会残酷环境的精神上自救行为，作为对不堪忍受的现状的精神上补偿心理，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几乎用不着说明，在追求这种思想上的安慰，设法从外在世界遁入内在世界的人中，大多数必然是奴隶。”⑦至于阿Q精神胜利法已严重到类似夸大狂者的变态心理，或者如艾芜在《论阿Q》说的，“人类尚未完全克服自然、战胜环境，而又不甘屈服，总想暂时求得慰安……在这种时候，阿Q总得跟他们发生关系的”，这类见解亦有助于心理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作广泛的论证。无论如何，阿Q毕竟是未庄的阿Q，我们不能远离未庄这个典型环境来分析阿Q的典型性格。张天翼曾这样论证阿Q与未庄文化的关系： “你那些阿Q见解原不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绝不是你阿Q自己的所有物。这只是未庄文化把你教育成这个样子。未庄文化也就是赵太爷文化。于是你所卫护的，正是赵太爷他们所要卫护的。你所要排斥的，正是赵太爷他们所要排斥的。你在未庄生活里熬炼成你这么一个阿Q，你身上装满了赵太爷的未庄文化，而结果——你做了它的牺牲。”⑧

当然，未庄文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赵太爷文化，阿Q也不仅仅是人类丑陋精神现象的某种象征物。阿Q和未庄都是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是超越了概念图解的典型形象。让我们继续追寻阿Q在未庄的活动足迹，从阿Q如何求爱和求生，如何从“中兴”走向“末路”。又如何在“神往革命”后被“革命党”枪毙，深入探寻阿Q的心灵悲剧。

《阿Q正传》讲了一个又一个阿Q的故事，每个故事相对独立又密切关联，所有故事构成了阿Q悲剧命运史。第四章《恋爱的悲剧》是阿Q悲剧故事之转折点。阿Q总不能只在精神胜利法中讨生活，尽管他对“男女之大防” 历来非常严，但性爱之本能，甚至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都驱使阿Q上演了这一场“求爱”的悲喜剧，这个阿Q恋爱故事其严肃意义远远超过了“五四”时期写得俗滥了的新式才子佳人的恋爱故事。这远非一个精雕细刻的完美的故事，如小说中的其他故事一样，故事情节是明显淡化了的。但阿Q的“求爱”却为他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挨了打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还受到了破产赔罪的惩罚，在客观上被剥夺了帮工以糊口求生的权利。

在未庄，赵太爷可以买小老婆，而进入了 “而立”之年的阿Q却被残酷地剥夺了求爱的权利。阿Q一个本能的性爱冲动，被未庄人视作十恶不赦的罪恶勾当，成了 “简直是造反” 的 “忘八蛋” 行为。不但 “假正经”的吴妈又哭又闹，赵家人棍棒相加，地保代表赵太爷一家强迫阿Q签订并履行了破产赔罪的条约(中国契约史上一条最荒唐的求爱赔罪条约的“记载”!)，而且未庄的女人们见到阿Q都躲得远远的，甚至整个未庄人从此不叫他做短工。阿Q的恋爱悲剧，是中国性爱史上描写得最具有阶级压迫意义的一章!

靠做短工度日的阿Q在没有人来叫他做短工之后发生了 “生计问题”，“阿Q肚子饿： 这委实是一件非常 ‘妈妈的’的事情”。阿Q当然是没有任何阶级觉悟的，他看到又瘦又乏的穷小子小D替代了他做短工的位置，竟以为小D抢夺了他谋生的饭碗，在钱府的照壁前与小D“仇人相见分外眼明”，相互拔着辫子“龙虎斗”了起来，但仍然没有人来叫他做短工，“于是他决计出门求食去了”。如何求食，求什么食，阿Q也不知道，他只能迟疑地跳进静修庵里去拔老萝卜吃，饿慌了的阿Q连庵里的一匹很肥大的黑狗都敌不住，“待三个萝卜吃完时，他已经打定了进城的主意了”。阿Q何尝愿意当流民，未庄人剥夺了阿Q做短工的权利，阿Q为了求生才不得不去当流民!

原先只有破夹袄和一条万万脱不得的裤子的阿Q从城里回来，令未庄人刮目相看了：“他走近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穿的是新夹袄，看去腰间还挂着一个大搭连，沉钿钿的将裤带坠成了很弯很弯的弧线。”一时阔起来的阿Q，在未庄人眼睛里的地位已差不多超过赵太爷了，这就是所谓阿Q的“中兴”。连赵太爷家也破例晚上特准点油灯，很想从在外面发财的阿Q手里套购点便宜货。但未庄的闲人们终于探究出阿Q的底细，“谁料他不过是一个不敢再偷的偷儿呢?这实在是 ‘斯亦不足畏也矣”’。从此，阿Q走上了 “末路”。《阿Q正传》的后三章，写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阿Q如何想往革命，这是阿Q命运的必然。

阿Q对于革命，与传统的中国人并无二致，“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 的”。他从城里回到未庄向闲人们唾沫横飞地讲亲眼见到杀革命党：“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可见，即使是饥寒交迫的阿Q，没有辛亥革命已经起来的外因，他也不会“神往”革命的。1911年11月4日，即“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在武昌起义后二十五天，绍兴府亦宣布光复。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也搅乱了未庄的一潭死水，“全村的人心就很摇动”。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连夜疏散家财到乡下，赵太爷怯怯的迎着阿Q低声的叫 “老Q”，“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尽管阿Q心目中的“革命党”还是“个个白盔白甲： 穿着崇正皇帝的素”，但他作为被压迫被侮辱者以其改变生活绝境的愿望，直觉地意识到革命于他有利，鲁迅对阿Q这种朦胧的革命要求还是肯定的。那么，阿Q要做革命党，其人格是否就变成了两个呢?对此，鲁迅曾作过明确的答复：“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⑨

鲁迅先生肯定阿Q的，是他性格中还有 “奴隶造反” 的可能性，但鲁迅先生对于阿Q式的所谓 “革命”，以至于对”阿Q似的革命党”仍坚持严峻的批判态度。什么是“阿Q式的革命”?如果说阿Q曾经有过什么奴隶造反的“纲领”的话，那不过是他乘看酒兴在大街上昂了头直唱过去的那两句高调：“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毛泽东曾经指出：“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一点东西而已。”⑩首先，阿Q还只是“想”，还是精神胜利，其次是“跟别人一样”。跟谁一样呢?小说中有两处描写：一是当阿Q想到静修庵去“革命”时，假洋鬼子和赵秀才已经抢先一步来“革过一革”了。如何个“革”法呢，无非是“打、砸、抢”，二是阿Q在一天夜里所看到的，“似乎许多白盔白甲的人，络绎的将箱子抬出了，器具抬出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也抬出了……”即使阿Q想革命，其思维方式仍跟别人一样，没能超出未庄革命时期的文化圈。当他回到了土谷祠，为自己造反念头“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但他的思想所“迸跳起来”的又是什么呢?“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统统搬到土谷祠来;“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这就是阿Q式的“我要什么就是什么”。再看阿Q革命后将如何找老婆，赵司晨的妹子、邹七嫂的女儿、假洋鬼子的老婆，各有缺点，不予考虑;就是原先自己下跪求爱的吴妈，“阔”起来的阿Q也嫌她“脚太大”。这就是阿Q式的“我欢喜谁就是谁”。可见，阿Q还是阿Q，鲁迅写革命后的阿Q仍然是在暴露他的弱点。

想当革命党的阿Q，其精神胜利法达到了新的“境界”，他想取赵太爷而代之，不但要把赵太爷钱太爷家的东西攫归己有，甚至想成为未庄新的压迫者，像赵太爷奴役他一样奴役别人。这种在精神上把自己变成压迫者、奴役者，真可谓阿Q的一大 “发明”。口口声声和湖北的 “洪哥”联系的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固然令人愤慨;但我们不应忘记，在这个洋先生目无阿Q扬起哭丧棒吆喝阿Q“滚出去”之前，鲁迅就写了阿Q不准小D革命。革命后 “未庄也不能说是无改革。几天之后，将辫子盘在顶上的逐渐增加起来了”，赵秀才如此，赵司晨也如此，于是阿Q也放胆学样，用一支竹筷将辫子盘在头顶上。殊不料，小D居然也这样实行，真叫阿Q气破肚皮。阿Q很想惩罚小D，其思路跟当年赵太爷不准他姓赵，后来假洋鬼子不准他投革命党何其相似。阿Q甚至想过，革命成功后，“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阿Q就是这样幻想当他成了未庄最有权势的角色之后，将如何对压迫过他的环境进行极其盲目的报复，难怪张天翼曾经深刻批判道： 阿Q想当未庄的袁世凯!

鲁迅曾经热烈呼唤并全身心地投入过清末资产阶级革命，他对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革命党人从来是崇敬的，但对于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依旧昏乱黑暗以至比原来更坏的局面则曾陷入痛苦的绝望。《阿Q正传》作为鲁迅眼里所经过的中 国的人生，毕竟虚化了辛亥革命广阔而深刻的政治背景，也无意于展示这一历史的全貌。但有如列宁在《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中所说的：“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辛亥革命后的未庄，社会的阶级关系没有任何变动，在“造反了”、“革命党来了”的喊叫声中，几个未庄人盘起了辫子，尼姑庵里“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被砸碎了，一伙白盔白甲的人来抢了些东西，不过发生了这点骚乱。在未庄最为活跃的是假洋鬼子，他同历来并不相能的赵秀才“谈得很投机，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为他买“银桃子”证章，送“黄伞格”信件，地主阶级的新一代结成了新的同盟，赵家钱家在这场“革命”中不但没有失掉什么，反而“骤然大阔”了起来。城里呢，也“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封建专制政权在新的旗号之下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鲁迅忠实于他所经历的中国人生最痛苦的一页，以如椽史笔记载了中国的历史时间是如何被凝固了起来，一切假相均被剥脱干净，赤裸裸地揭露出封建复辟的本来面目。伟大的现实主义巨匠鲁迅的史识，同5年后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性结论是相通的： “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11)

辛亥革命的失败必然导致阿Q的“大团圆”结局，所以鲁迅说 “ ‘大团圆’ 倒不是 ‘随意’ 给他的”(12)。《阿Q正传》卓越地运用了讽刺与夸张的艺术手段，这是深刻地暴露生活本质真实的讽刺与夸张。鲁迅认为：“ ‘讽刺’ 的生命是真实; 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13)为赵家的被抢，新当政的长衫人物居然动员了全县城的武装力量，“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动用了当年最新式的机关枪武器，才里应外合，一拥而入，把阿Q从土谷祠里抓出来。小说发表后曾有人提出异议，以为如此夸张描写言过其实。鲁迅列举反动军阀调动了大批军警和机关枪屠杀手无寸铁徒手请愿学生的血腥事实，驳斥道：“但阿Q的事件却大得多了，他确曾上城偷过东西，未庄也确已出了抢案。那时又还是民国元年，那些官吏，办事自然比现在更离奇……我以为即使在《阿Q正传》 中再添上一混成族和八尊过山炮，也不至于 ‘言过其实’ 的吧。”(14)鲁迅是含着眼泪在写阿Q如何走向 “大团圆”的，我们从这一鲁迅式的夸张讽刺，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鲁迅对反动势力的大激愤，对刽子手色厉内荏的极度轻蔑，对无辜者无谓牺牲的深沉的悲凉。鲁迅所描写的是真实的社会相，它激发着读者从自己对社会人生的体验去发现和感受到新的经验世界，也许，这就是鲁迅式讽刺与夸张的艺术力量之奥秘吧。

阿Q要死了。他死之前不知道自己会死，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惟有圈而不圆，却是他 ‘行状’上的一个污点。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于是他睡着了。”《阿Q正传》随着故事情节发展，不时加进了作者对人物的心理分析和行为评价，这些议论融化在情节之中，对人物性格的揭示起着点睛作用，同时又不断造成了故事与读者之间的“间离效果”，启示着读者理智地思考故事背后所隐藏着的本质意义，甚至逼迫着读者同时拷问自己的灵魂，在艺术共鸣中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对生活表象冷静清醒的客观白描，对病态精神现象鞭辟入里地无情解剖，就这样同警世骇俗的穿插议论融汇到了一起，构成了 《阿Q正传》所使用的前所未有的杂文笔法。

阿Q终于向着法场走去。“他不知道这是在游街，在示众。但即使知道也一样，他不过便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要示众罢了。”阿Q死到临头依然麻木，鲁迅对阿Q至死不觉悟毫不宽恕。但鲁迅把更不留情面的批判投向了围看阿Q示众的看客们，他们为阿Q发出了“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来”，在这一喝采声中，阿Q“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鲁迅在 《狂人日记》 中曾经发现了 “从来如此” 的中国社会关系原来是吃人和被人吃。《阿Q正传》不但画出了阿Q的灵魂，而且画出了阿Q灵魂是如何被中国人咀嚼赏鉴着，被阿Q式的中国人所塑造着，阿Q被阿Q式的中国人所吃掉!鲁迅言犹未尽地写了阿Q被枪毙后的反响：人人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坏的证据; 看客们个个不满足，只因阿Q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这就是未庄和城里对阿Q之死的舆论，继续吃人的舆论!

“救命，……”阿Q全身微尘似的迸散之前没有说的话，鲁迅为他喊出来了!从《狂人日记》“救救孩子”到《阿Q正传》为阿Q们高呼“救命”，我们听到了一个真成的爱国主义的精神界猛士心胸里所激荡着的历史回声。

鲁迅要做一篇“速朽的文章”，因为阿Q精神应该速朽，阿Q的时代应该速朽。但鲁迅奉献给中国人的，却是一个不朽的阿Q，不朽的 《阿Q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