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非攻》这篇新型的历史小说，无论在主题思想上，还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都不同于鲁迅早期的小说创作。从思想观念上来说，这篇小说是鲁迅完成由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之后的第一篇小说创作，因而在主题思想的开掘与表现上，自然与《呐喊》、《彷徨》有所差异。从艺术表现方式上来说，这篇小说取材不是现实斗争的生活，而是写古人古事，借助历史生活原型或传说的原型，来表达主题思想，以使人们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教益，在现实的人生搏击中，掌握主动权。

基于一种新世界观之上的对于历史事件的审视，鲁迅在这篇小说的创作当中，并没有完全拘泥于历史史实，而是在尊重历史本质真实的前提下，着重开掘历史精神，寻求古今“神似”的一些带规律性的因素，以给执着于现实斗争的人们一种启示、一种借鉴和一种新的认识感受。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创作的意图，鲁迅在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中，一反以往惯用的小说创作方法，直接以革命现实主义的笔触，塑造了一个反抗侵略的“中国的脊梁”式的古代英雄形象，表达了中国人民传统的御侮图强的坚定信心和“明战术”、“重实力”的战略思想及其智慧。

由于小说选择的表现对象是历史生活题材，那么，其对象的原型，自然是历史人物和事件。历史上的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代表农民、小手工业者利益和愿望的思想家。他创立的墨家学派，师承 “禹道”，以 “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为宗旨，以“兼爱”、“非攻”为主体，对于现实历史上的那些“务夺侵凌”、不顾人民死活的现象，曾予以强烈的批评，而对处于战乱及死亡线上的不幸的人民群众，表示了满腔的同情。作为思想家墨子不仅系统地阐明过自己学派的主张，同时身体力行，为改善社会和人民生活，奔波呼号。因而墨子的这种思想和作风，对后世是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但是，鲁迅的小说创作则不是单纯地复述历史人物和事件，或者说是像古典历史小说那样，根据某种政治伦理倾向的需要，来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简单的艺术加工。在这篇小说创作当中，鲁迅善于把这种历史现象“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①，采取“应时所需”的方法，从《墨子·公输》等及其它古籍上的记载，加以选取，着重突出墨子的“好义”行为和“非攻”主张，以隐括当时鲁迅所处的复杂的政治形势与社会面貌，并通过这墨子“非攻”的反侵略的言行举止，以弘扬中华民族反侵略的优秀传统，鞭挞历史与现实当中那些鼓吹“民气”的空谈家、暗订卖国条约的“外交家”，借机敛财的“募捐救国队”以及风靡一时的“不抵抗主义。”于是，顺着这样一种创作思路，通过作品对墨子与楚王、公输般之间所展开的一场尖锐斗争的描绘，反映的是墨子制止侵略战争的坚定立场和艰苦卓绝的精神，以及这种立场、精神对现实的启示。你看，作品所展现的是这样一幅既是有历史感、又具有现实意义的生动画面：墨子匆匆忙忙赶向楚国，手无寸铁，其意图并非完全是要用三寸不烂之舌去“说服”楚王和公输般，而是积极周密地布置与执行反侵略的计划。譬如他早就布置了他的学生们在宋国积极从事抵抗楚国入侵的防守计划。当他前往楚国路经宋国的时候，还着意了解了他的学生们防守准备计划及部署，并郑重地嘱咐他们必须加紧准备，切 “不可只望口舌的成功”。这里，画面所显现的意义是，墨子的战略战术，正是中国人民传统的御侮图强的坚定信心和“明战术”、“重实力”的策略与智慧的显现。墨子到楚国之后，在公输般和楚王面前的两场谈话中，他义正辞严的指责，的确使对手理屈辞穷，哑口无言。然而墨子心里也明白，仅仅靠三寸不烂之舌的“舌战”，不可能使侵略者的野心有所收敛，还必须以作好反侵略的战斗准备作为“舌战”的基础，以迫使侵略者放弃侵略的野心。于是，当野心勃勃的楚王听到墨子的这样一番话时： “我的学生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拿了我的守御的器械，在宋城里，等着楚国来的敌人。就是杀掉我，也还是攻不下的!”就不得不放弃侵略宋国的企图。这里，画面所显现在意义不仅仅只是墨子所代表的人民的智慧和高超的战略战术，而且更重要的则是充分地显现出墨子所代表的中国人民百折不挠，勇于反抗的精神特征。整个作品就是这样，通过许多不同的生动画面，通过对历史史实的艺术再加工，将历史的精神开掘出来，给执着于现实战斗的人们以新的启示。

很明显，贯穿在众多画面的是墨子这个人物。作为整篇作品的主人公，墨子的形象，刻划得是十分成功的。纵现整个作品，应该说，墨子是作为 “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来进行塑造的。作品通过墨子，“止楚攻宋”这一主要矛盾，鲜明地刻划了墨子平易近人、机智勇敢、舍己为人的思想性格特征。

在作品中，墨子形象首先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他那平易近人的作风。作为思想家，墨子并没有那种深奥不可捉摸的精神气息，他关心民众痛苦的性格，溢于表里。出于反侵略的正义感，他主动承担止楚攻宋的重任，其目的是在为了止住不义战争，减少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为此，作品写道，他匆匆作好准备，背着刚蒸好的窝窝头匆匆上路，为抵制这场“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不义战争，贯注着全部的心血。这些细节，生动地展现了墨子这位平民思想家身体力行，平易近人的作风，特别是后来烧火时和耕柱子的谈话以及看到宋国贫弱凋弊景象时对墨子心理的细节描写，更是刻划出墨子关心民命，厌恶侵略战争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的高尚心灵。这种对墨子平易近人的性格特征的刻划，其用意在指明他“非战”主张的思想根源，揭示他“劳形苦心”、“赴火蹈刃”行为的心理根据，并从中表现他制服强敌的必胜信心的精神力量。

为突出墨子鲜明的性格特征，作品还将墨子置于一个充满激烈的矛盾冲突环境中来强化他机智勇敢的胆识才能。墨子千里迢迢只身面见楚王、公输般，这一场面，决定了墨子必须要以过人的胆识和才智，才能说服楚王放弃侵略宋国的行为，取得此行胜利的结局。因而在这场面对面的交锋中，墨子不仅仅只是靠雄辩的口才，更重要的是将这种雄辩的口才置于已经作好充分的反侵略的准备之上，这样，墨子与楚王、公输般的面对面交锋，就能够做到不打无准备之战，以正义的力量去抑制非正义的邪恶势力。与此同时，墨子置个人生命于度外，对反侵略战争始终保持必胜但不轻视对方的信心和原则立场，所以，最终是成功地制止住了这场战争的发生，顺利地实现了他的“非攻”主张。在这里，墨子的大智大勇，使他的形象，以及这种形象所蕴聚的内涵，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墨子之所以能够做到临危不惧、大智大勇，从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这并不是他头脑机敏，相反，则是他舍己为人的性格所决定的。在与公输般的交锋中，墨子从道义上驳斥了其侵略思想之后，又模拟战争中用熟炼的军事才能战胜了公输般。于是，公输般恼羞成怒，顿时萌发杀机。但是，墨子则是镇定自若，幽默地揭破公输般的险恶用心。墨子之所以能够这样，在于他的无私无畏。他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舍己为他人，这样当然就能够做到这一点，而同时也正是这一点，也就把一个活脱脱的历史人物墨子，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无疑，如此着意地刻划墨子的性格和形象，是要在这位“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身上，重新发掘于凝聚在我们民族身上那种永不磨灭的可贵精神和品格，同时也是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摹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象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 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起来。”②在这个意义上，结合鲁迅的历史观和历史小说创作理论，就不难发现，这篇小说在着重发掘历史精神的用意中，是为了执着现实的战斗。因此，这篇小说也就带有比较明显的 “干预生活” 的创作意图。

所谓“干预生活”，并不仅仅只是指小说的创作背景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也不单纯地是指小说的某段细节、某个人物是影射现实生活的某人某事，而且，更深的一层涵义在于，通过这种新型的历史小说创作，所寻求的是在古今“神似”的本质规律中，寻找现实生活中人与事的历史根源，从而在历史与现实的错综交融中，以历史作为一面明镜来启迪现代，同时又以现代作为一种参照对象来融合历史。所以，这是一种特殊视角的对现实生活的干预。像在创作这篇小说时，整个的现实环境是极为险恶的。“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激剧上升，但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则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这样，他们一方面要 “开门揖盗”，投降卖国，另一方面又不断压制人民，逞强凌弱。同时，又采取种种欺骗手段，搞什么“防御工程”，组织“募捐救国队”，空叫 “民气”等等。这种客观形势和现实生活的种种现象，当然引起鲁迅的重视，在创作中也就必然会有反映和表现。当然，鲁迅在这篇小说里，并没有揉进这些现实生活的形势和细节，而是在发掘历史的精神的过程中，寻找到了古今“神似”的一些本质特征相似的事实现象，使人们在阅读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联想历史和现实种种相似的事件、人物，并加以严峻的思考。

采用这种特殊视角的 “干预生活” 的创作表现方式，这使得这篇小说在古今交融的艺术表现中，较成功地处理了历史史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使整个的历史事件过程、人物性格的展现，所服从的是艺术的需要，而非历史的需要。在这方面突出的是不过于拘泥历史史实，而是在史实与虚构之间，充分蕴聚着主体对于历史事件、人物的想象和内在把握的认识特点，从而使之对历史的描述、刻划，并非对历史史实的绝然写实，而是在把握着历史本质真实和历史内在精神当中，对历史史实“随意点染”，甚至揉进现代人生活的细节，像作品中出现的曹公子鼓吹“民气论”的演讲，以及“募捐救国队”等细节的描写，显然都不是历史史实。但是，这样描写却并不破坏作品的艺术效果，反而使作品充满着一种幽默的、调侃的情趣。原因何在?不难看出，这种基于现实生活的对历史认识的方式，使之对历史的描述，完全是建立在对历史有着透辟的认识之上的。真正地认识了历史，把握了历史，并让史实服从于艺术的需要，那么，这种揉进现代人生活的细节的艺术表现方式，就不可能使人感到是“虚假”的，而是让人们在历史——现实的自然联想中，完成对历史——现实——未来的三位一体的把握，从而真正地获得一种历史的整体感、现实的整体感和未来的整体感。可以说，这是鲁迅在这篇小说，以至于在整个的历史小说创作中所表示出来的一种艺术独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