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全文、注释和赏析

在广州,我觉得纪念和庆祝的盛典似乎特别多。这是当革命的进行和胜利中,一定要有的现象。沪宁的克复,在看见电报的那天,我已经一个人私自高兴过两回了。这“别人出力我高兴”的报应之一,是搜索枯肠,硬做文章的苦差使。其实,我于做这等事,是不大合宜的,因为动起笔来,总是离题有千里之远。即如现在,何尝不想写得切题一些呢,然而还是胡思乱想,像样点的好意思总象断线风筝似的收不回来。忽然想到昨天在黄埔看见的几个来投学生军的青年,才知道在前线上拼命的原来是这样的人; 自己在讲堂上胡说了几句便骗得听众拍手,真是应该羞愧。忽而想到十六年前也曾克复过南京,还给捐躯的战士立了一块碑,民国二年后,便被张勋毁掉了,今年顷又可以重立。忽而又想到香港《循环日报》上所载李守常在北京被捕的消息,他的圆圆的脸和中国式的下垂的黑胡子便浮在眼前,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虽然留在后方的是呻吟,但也有一部分人们高兴。后方的呻吟与高兴固然大不相同,然而无裨于事是一样的。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记得一种期刊上,曾经引有列宁的话:

“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

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是说不出来的。先前,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

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主张“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况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报诸我,报施将永无了结的时候。但是,外国我不知,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取近例,则如清初的几个皇帝,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对于异己者何尝不赶尽杀绝。只是他嘴上却说着什么大度和宽容,还有什么慈悲和仁厚;也并不像列宁似的简单明了,列宁究竟是俄国人,怎么想便怎么说,比我们中国人直爽得多了。但便是中国,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傻子,还会相信他。

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革命也如此的,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

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说的危机。

当盛大的庆典的这一天,我敢以这些杂乱无章的话献给在广州的革命民众,我深望不至于因这几句出轨的话而扫兴,因为将来可以补救的日子还很多。倘使因此扫兴了,那就是革命精神已经浮滑的证据。

四月十日。

【析】 本文作于1927年4月10日。

北伐期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仅隔一日,北伐军攻克南京。这样连续的重大胜利,使全国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各种庆祝活动更是绵绵不绝,报刊上的祝颂文字铺天盖地。鲁迅这篇文章却与众不同,另树一帜,专谈庆祝的 “那一边”。在热烈的氛围中,显示了特有的冷静和清醒。

作者开始说:“沪宁的克复,在看见电报的那天,我已经一个人私自高兴过两回了。”“私自高兴”,且达“两回”,说明面对胜利,作者和大众的心情是一样的。但是,作者并不打算从“高兴”上发挥开去,所以接着说,要做文章,但“好的意思却总象断线的风筝似的收不回来”。轻轻一笔便打住了欢庆这一边,把文章导向了庆祝的 “那一边”。三个 “忽而想到”,表现作者在“那一边”里思绪联翩。那些片断的念头,列陈的历史事实和现实状况表明:革命尚未成功,战士正在流血;军阀仍在横行,革命者尚在遭难;反革命复辟的阴影亦历历在目。那么,现在就来大谈庆祝,当然为时尚早。在这些事实论据的基础上,作者顺势得出结论:“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由“永远进击”引出列宁关于强调革命彻底性的一段话,作为理论根据,并自然沟通作者的一贯主张: 打“落水狗”。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写出了革命者一方应具的作为之后,又把笔转向同一问题的另一面——反动派方面。举到清初的几个皇帝和袁世凯,指出反动统治者嘴上说着大度和宽容,所行则是对于异己“赶尽杀绝”。进而得出结论:“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真是一针见血,深刻透底。这又是从反面说明了必须打“落水狗”的道理。

行文到此,作者已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正面到反面说明了不应忙于庆祝的理由。然而,这还仅是作者对庆祝与革命关系问题思考的第一层面。进一步的立论更是惊世骇俗: “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为浮滑。”所谓“转为浮滑”,其一是指革命势力扩大,各种投机分子也会乘机潜入,从内里蛀空革命。这情形人们是记忆犹新的。即如辛亥革命以后,连军阀也口口声声讲民国讲共和了,就象《阿Q正传》中写到的那样:一夜之间大家都盘起了辫子,不成问题了,都革命了,浩浩荡荡了。而实际上坐在公堂上的还是知县大人、举人老爷、带兵的把总,背时的还是阿Q。除去民国共和这块招牌之外,骨子里一切依旧。作者在文中例举了曾为军阀开脱的《现代评论》近期的变调,并推论统一以后,依靠军阀的研究系恐怕也要讲革命。其二是指在革命高扬、远播的同时,革命精神也可能发生变异。这道理又是通过类比来说明的。“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而“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流传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作者抓住教义传播和革命传播中的相似之处,用教义精神已经浮滑的事实,作出革命精神能转向浮滑的推论,使难于被人理解的意思豁然开朗。

全文警句频出,言简意赅,耐人寻味。读者循着作者自然联想的思路逐步进入对问题深层次的理解,感受到一种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同时,作者用笔极讲究分寸,没有强加于人的感觉,没有说教味。点事实,讲类比,重启示,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想空间;调动读者参与,和作者一同思考,共同进入一片思想的新天地。

字数:2900
唐龙潜

张效民 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836-8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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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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