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文学产生”这问题，还是半年前提出的，大家说了一通，没有结果。这问题自然还是存在，秋凉了，好像也真是到了“灯火倍可亲”的时节，头脑一冷静，有几位作家便又记起这一个大问题来了。

八月三十日的《自由谈》上，浑人先生告诉我们道：“伟大的作品在废纸簏里!”

为什么呢?浑人先生解释说：“各刊物的编辑先生们，他们都是抱着 ‘门罗主义’的，……他们发现稿上是署着一个与人们没有关系的他底姓名时，看也没有工夫一看便塞下废纸簏了。”

伟大的作品是产生的，然而不能发表，这罪孽全在编辑先生。不过废纸簏如果难以检查，也就成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疑案。较有意思，较有作用的还是《现代》九月号卷头“文艺独白”里的林希隽先生的大作《杂文和杂文家》。他并不归咎于编辑先生，只以为中国的没有大著作产生，是因为最近——虽然“早便生存着的”——流行一种“容易下笔”，容易成名的“杂文”，所以倘不是“作家之甘自菲薄而放弃其任务，即便是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替代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 了。

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现在就用林先生自己的文章来做例子罢，那开头是——

“最近以来，有些杂志报章副刊上很时行的争相刊载着一种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的随感式的短文，形式既绝对无定型，不受任何文学制作之体裁的束缚，内容则无所不谈，范围更少有限制。为其如此，故很难加以某种文学作品的称呼;在这里，就暂且名之为杂文吧。”

“沉默，金也。” 有一些人，是往往会 “开口见喉咙”的，林先生也逃不出这例子。他的“散文”的定义，是并非中国旧日的所谓“骈散”“整散”的“散”，也不是现在文学上和 “韵文”相对的不拘韵律的 “散文”(Prose) 的意思： 胡里胡涂。但他的所谓 “严肃的工作”是说得明明白白 ：形式要有“定型”，要受“文学制作之体裁的束缚”;内容要有所不谈;范围要有限制。这 “严肃的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 “制艺”，普通叫“八股”。

做这样的文章，抱这样的“文学观”的林希隽先生反对着“杂文”，已经可以不必多说，明白 “杂文”的不容易做，而且那任务的重要了;杂志报章上的缺不了它，“杂文家”的放不掉它，也可见正非“投机取巧”，“客观上” 是大有必要的。

况且《现代》九月号卷头的三篇大作，虽然自名为“文艺独白”，但照林先生的看法来判断，“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其实也正是“杂文”。但这并不是矛盾。用“杂文”攻击“杂文”，就等于“以杀止杀”。先前新月社宣言里说，他们主张宽容，但对于不宽容者，却不宽容，也正是这意思。那时曾有一个“杂文家”批评他们说，那就是刽子手，他是不杀人的，他的偶然杀人，是因为世上有杀人者。但这未免 “无所不谈”，太不“严肃” 了。

林先生临末还问中国的作家：“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产生?……而我们的作家呢，岂就永远写写杂文而引为莫大的满足么?”我们为这暂时的“杂文家”发愁的也只在这一点：现在竟也累得来做“在材料的捃摭上尤是俯拾皆是，用不着挖空心思去搜集采取”的“杂文”，不至于忘记研究“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产生”么?

但愿这只是我们的“杞忧”，他的“杂文”也许独不会“非特丝毫无需要之处，反且是一种恶劣的倾向”。

【析】 1934年3月，郑伯奇在《春光》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伟大的作品底要求》一文。文中提出： “中国近数十年发生过很多的伟大事变，为什么还没有产生出来一部伟大的作品?” 此后，该刊第三期又刊出《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征文来稿十五篇，在这次讨论中，有人对战斗的杂文持否定态度，要求作家致力于创作“伟大的作品”。这种讨论固然表达了人们对于伟大作品出现的期望，但是 “大家说了一通，没有结果。这问题自然还是存在”，于是就有了1934年8月30日《自由谈》上浑人先生就此问题的看法和《现代》杂志九月号“文艺独白”栏中的林希隽的《杂文和杂文家》一文的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林希隽承接半年前的那场讨论，“以为中国没有大著作产生，是因为最近——虽然‘早便生存着的’——流行着一种‘容易下笔’，容易成名的 ‘杂文’，所以倘不是 ‘作家之自甘菲薄而放弃其任务，即便是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替代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了。’”林希隽在文中还对杂文给予嘲弄和鄙薄。鲁迅的这篇文章，即是针对浅薄得“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 林希隽的攻击的反驳。

与《且介亭杂文·序言》中正面论述杂文的作用，特点与地位，对攻击杂文的“邵施杜林之流”只是以极为鄙弃的态度加以嘲讽不同，这篇文章对林希隽攻击杂文的种种谬论，是从各个方面给以具体的批驳的。文中首先批驳林希隽关于“杂文”“容易下笔”的谬论、针锋相对地指出，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象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接着提到林希隽自己的对杂文表示鄙弃的文字，略加点评，即揭露出他的所谓“严肃的工作”的马脚： 即为当局帮闲捧场。文章从林希隽的话中引申出他的看法，“形式要有‘定型’，要受‘文学制作之体裁来束缚’;内容要有所不谈; 范围要有限制。”然后指出其实质 “就是 ‘制艺’，普通叫 ‘八股’”。也就是为统治帮闲，捧杨，服务，这里的揭露可谓一针见血!

在揭出了林希隽的“文学观”的实质在于为虎作伥之后，又以此为反证，引出： “做这样的文章，抱这样的 ‘文学观’ 的林希隽先生反对着 ‘杂文’; 已经可以不必多说，明白 ‘杂文’的不容易做，而且那任务的重要了;杂志报章上的缺不了它，‘杂文家’的放不掉它，也可见正非 ‘投机取巧’，‘客观上’ 大有必要的”，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杂文不仅不容易做，而且极有存在的必要，林希隽对杂文的攻击，是徒劳的。

这篇文章涉及到的文章观点非止林希隽一人。“半年前” 的争论，浑人的观点，《现代》九月号 “文艺独白”栏中的其它几篇文章、新月派等等，但重点却是针对林希隽的。原因在于相比较而言，林希隽的观点较为系统，危害性更大。至于浑人的观点虽然有其荒谬之处，但明眼人一眼即可看出。所以作者只是举出其观点，即显出其荒谬，不用更多的文字去批驳。对于其它有关反对杂文的言论，因其零散，也只一带而过。至于几年前的新月派，这里是旧事重提随手一击。不过，对于表现这篇文章的思想，也有其妙处，即是指出，林希隽对杂文的攻击，实际上也并不新鲜，几年前新月派已经使用过了。

这篇杂文写作上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抓住论敌观点的破绽，加以评点，使其显示出内在的矛盾，突出其荒谬。如引林希隽攻击杂文是“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的随感式的短文，那一段文字后，评点和嘲弄说：“沉默，金也，有一些人，是往往会 ‘开口见喉咙’的，林先生也逃不过这例子。”然后对其关于散文的定义加以分析说： “他的 ‘散文’ 的定义，是并非中国旧日的所谓 ‘骈散’ ‘整散’ 的 ‘散’，也不是现在文学上和‘韵文’相对的不拘韵律的，‘散文’ (Prose) 的意思：胡里胡涂”。以自己尚“胡里胡涂”的理论为标准去攻击批评杂文，岂不可笑! 因此，在 《且介亭杂文·序言》 中，鲁迅说他 “还不到 ‘一知半解’ 程度”，并不仅仅是挖苦!

引用林希隽攻击杂文的语言，而将其拆散重新组合后而成为反驳他的利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是文章突出的战法。尤其是指出：“况且《现代》九月号卷头的三篇大作，虽然自名为 ‘文艺独白’但照林先生的看法来判断，……其实也正是‘杂文’”。以杂文来攻击杂文，无论结果怎样，都使林希隽陷于进退维谷的两难窘境。接着，文章以替林希隽解嘲的口吻说：“但这并不是矛盾。用 ‘杂文’ 攻击 ‘杂文’，就等于 ‘以杀止杀’。”“但这未免 ‘无所不谈’ 太不 ‘严肃’ 了。”这样就是抓起林希隽的手来打他自己的脸，由此产生一种奇特的反讽的美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