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在鲁迅小说中，《在酒楼上》与《故乡》等作品一样，是属于抒情性较强的作品。小说从“我”岁暮访旧写起，在岁暮雪深的背景上写出物是人非的惆怅、落寞和感伤，为作品奠定了一种低沉感伤的基调。随着作品的展开，吕纬甫的出现与自述，这种感伤情绪相互交织，形成作品情绪的高潮，从而产生出动人的艺术魅力。

在作品中，“我”和吕纬甫都是经历过“五四”新思潮冲激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曾经意气风发地以改革中国社会为己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激进的反封建主义的态度。作品中，吕纬甫回忆他们当年的态度和行动：“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确实，这一对友人在“五四”高潮中，是时代的弄潮儿。但他们对于旧的社会势力缺乏更深刻的认识，对于新的思潮抱有太高的，因而也是不切实际的希望，因此对于中国社会改革的艰难、曲折缺乏应有的认识，也就对于中国旧社会势力的反扑力量以及必须与之作长期的“韧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一旦“五四”退潮，旧的势力卷土重来，而新文化统一战线又星落云散之时，他们往往会惘然若失，从希望的巅峰跌入了失望的深谷，于是消极，彷徨、苦闷、颓唐;而旧的社会势力又不会容忍这些在“五四”高潮中奋进呐喊的“异类”，于是，他们受到旧势力的压迫，谋生不易，生存维艰。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做“无聊”的事;吕纬甫甚至去教原来坚决反对的 “子曰诗云”、“女儿经”，他的理由是，“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 只要随随便便。”而且对自己所真诚信仰、狂热追求的理想也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是一个理想失落而又“躬行先前所反对的一切”的颓唐者，混世者。与《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相比，他们有着近似的行为，但不同的是，魏连殳虽然“躬行先前所反对的一切”，但内心的矛盾冲突至为剧烈，给“我”的信中，更表现出强烈的“愤激”之情，而吕纬甫却似乎更多的是在“无聊”的随随便便中既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又浑浑噩噩地打发着日子。吕纬甫是以平静的口吻叙说着他这几年的经历，但叙述中却又包含着一种明显地自我解嘲的成份，虽时有激动，更多的却是消沉和颓唐。“我”和吕纬甫是有区别的，但二人的情绪又是相通的，在有些方面，也仍然是重合的，一致的。至少，那种怀旧访友，故地重游而又物是人非所引起的“意兴早已索然”的情怀，以及先前就有的“懒散和怀旧的心绪”，就很容易与吕纬甫的倾诉，产生强烈的共鸣，由此，也就增强了作品的抒情性。

当然作品所抒发的感情的色调也并不单一。“我”的怀旧与落寞的情绪并不等同于吕纬甫的颓唐消沉;更重要的是，与“我”和吕纬甫的这种怀旧，落寞、颓唐、消沉情绪相对立的一种昂扬振奋的情感也在作品中表现出来。自然，这种情感的表达是比较潜在而且是通过象征物来寄予的。作品写“我”的落寞情怀无法排遣，为逃避客中的无聊到了一石居，眺望楼下的废园，不禁“惊异”起来，原来“几株老梅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而“精神很沉静，或者却是颓唐; 又浓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去了精采的吕纬甫，当他缓缓的回顾的时候，却对废园忽地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有了 “我”观废园的铺垫，吕纬甫关注的必然是废园中“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的“十几朵红花”和“斗雪开着满树繁花”的老梅。无论是“我”和吕纬甫，无论他们的心境怎样的低沉或颓唐，但都无一例外地能从废园中发现处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的不屈不挠的“斗雪”怒放的老梅，“愤怒而且傲慢”的山茶花，从自然的景物中发现出美来，表面上是人物不经意的一瞥所见，而实际上，则是人物心灵中尚未熄灭的奋斗的火焰与自然景物的契合、呼应与共鸣。人物心灵的“火焰”越是强烈，则感受自然景物的敏感度就越强烈。反过来说，自然景物在人物的眼中越是鲜明、生动、蓬蓬勃勃，则人物心灵中的希望和奋斗的 “火焰”就更具有力度，从这个角度去看，“斗雪”而开的“老梅”，“愤怒而且傲慢”的山茶花，就不仅仅可以使人物在自然物中得到慰籍与启迪，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物心灵中生命之火的一种外在的象征物。作者是借自然物来抒发了一种潜在的奋斗之情。虽然“我”有落寞之情，吕纬甫消沉和颓唐，但都与魏连殳不同，他们的生命之火，奋斗之火并未完全熄灭。只要外在环境略一改变，他们就会重新奋起。或者，他们的这种低沉和颓唐之情也只是一种周期性的社会情绪，只要度过这个周期性的低谷，他们就可能重新找到前进的方向，会在新的社会运动中重新确认自己的方向与价值。

作品的结构也是完美的，严谨细密的。作品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故地访旧，第二部分邂逅一石居，第三部分故人各东西。每个部分内部线索明晰，发展自然。“我”返回故乡，到S城访旧未遇，物是人非，情绪落寞;故人远去，只有寓居洛思旅馆。而“旅馆是租房不卖饭的，饭菜必须另外叫来，但又无味，入口如嚼泥土”，这就不得不“想到先前有一家很熟识的小酒楼”，于是到了一石居。于是才有了与吕纬甫相会的可能，而故人相会又在酒店，饮酒聚谈正是常事。吕纬甫这位“沉静”“颓唐”者，虽遇故友，但在最初的惊异后仍然只有消沉，也只有在酒的催动之下，才能一吐内心的郁积和苦痛，借酒浇愁愁更愁，他在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回乡的行为后，“满脸已经通红，似乎很有些醉，但眼光却又消沉下去了。”酒已如此，又加上另外的酒客的干扰，叙谈的环境已失去，已到分手的时候了。于是就进入了第三部分，故人各东西。作品也就自然结束。作品线索分明，交待清楚，紧针密线，发展流转自然，是鲁迅小说中一种独特的结构方式。

这篇作品采用的叙述方式，也有助于增强作品的艺术魅力。文章通篇以 “我” 为叙述人。在作品中，“我”既是一个独立的人物形象，又是故事的叙述者。作者通过“我”的特定视角，来刻划吕纬甫的外貌，并通过 “我” 记忆中的吕纬甫与现实中吕结纬甫眼神的对比，来展示吕纬甫思想性格今昔的变化。作者通过“我”叙述说，见到吕纬甫，寒喧之后，“我”就邀他同坐，但他似乎略略踌躇之后，方才坐下来。“我”起先很以为奇，接着便有些悲伤，而且不快了。细看他相貌，也还是乱蓬蓬的须发;苍白的长方脸，然而衰瘦了。精神很沉静，或者却是颓唐;又浓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去了精采，但“当他缓缓的回顾的时候，却对废园忽地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这里通过“我”的视角来显示吕纬甫的外貌和他颓唐的精神面貌。然后，又以吕纬甫自叙的方式，来介绍他几年以来的行为与其 “随随便便” 的人生态度。如果说，“我”的感受是对吕纬甫性格面貌的初步展示，那么，他的自述所介绍的这几年的生活与回乡后的几件事则是对其较为复杂的性格的深入刻划。一个五四时代反封建激进的战士，但现在却去教“子曰诗云”，《女儿经》这些先前所深恶的东西。为小兄弟迁葬，也是为了安慰母亲的心才能积极去作的，用他的话说，就是“骗骗我的母亲”——这一点，也和反封建猛士的态度所不合。倒是为阿顺送花的举动以及看见废园中的梅花和山茶花，眼光还闪出当年的“射人的光”，则说明他的心中仍然存有纯洁的真情和奋斗的火花。从叙述的角度来说，吕纬甫的这种自述既有自嘲性质又具有自我剖白的性质。而且强化了作品的抒情性和真实性。整个作品突出的抒情特点，即与鲁迅对于叙述方式的恰当选择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与整个作品情调相契合的环境描绘和与人物心境契合的景物描写，是作品又一明显的特点。应该注意到，作品是把人物置于特定的有特殊经历身份的历史背景下来表现他们的思想心理状态的。作品写作于1924年，从作品所描写的人物的行动来推测，作品故事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正是自五四时期民主革命高潮至落潮期中。正是在这样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我” 的 “索然” 落寞的情绪和吕纬甫的 “沉静”“颓唐” 的思想状态才具有了那个时代思想界知识界的共同的特点，因而，他们的这种精神状态是那个时代的某种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心态，而不仅仅属于个人。作品的故事产生于“岁暮”，岁暮之时，一年将尽，“我”又是故地重游，但故人星散，不免情绪低落，而作者为了强化这种情绪，又对这一具体的时空背景更加强化，使这种景物更能与人的心境契合，那就是不仅写岁暮，而且是“深冬雪后，风景凄清”;而吕纬甫的叙说也正是在“积雪里会有花，雪地下会不冻”的背景映衬下展开的，分手之时，“寒风和雪花扑在脸上，倒觉得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可以说，整个故事都在岁暮和纯白的雪的背景之下展开的。这就和整个作品的较为低沉凄清的抒情格调完全契合了。

我觉得作品较多地使用了象征手法。作品中吕纬甫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以前的研究者多理解为比喻，我觉得虽有道理，但更恰当的说，这应该是一个象征，表面上，吕纬甫是以蜂子或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来比喻“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但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吕纬甫的这个比喻是指他的对于人生社会理想的追求的落空，从受过封建教育到反封建的激烈的斗士，再到回过头去，为了生活而去教宣传封建主义的 “子曰诗云”和《女儿经》，这不是人生社会理想追求失落的象征吗?因此，吕纬甫才说这是“可怜的”。前面曾经指出过，废园里的斗雪开放的老梅和“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的“十几朵红花”，也是人物内心深处生命力的一种象征。就是那贯穿全篇的雪景，在人物的活动，故事的展开的层面上讲，是环境的描绘，但从与社会背景的关系上和人物的心景的表现上来看，又何尝不是一种象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