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据《鲁迅日记》，《长明灯》写作日期当为1925年2月28日。最初连载于1925年3月5日至8日北京 《民国日报副刊》。

《长明灯》和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一样，着重抒写的是面对庸众的先觉者的悲哀，表现着作者明白、热烈的反封建传统的精神。但是，从《狂人日记》到《长明灯》，作者思想上经历了一个从“呐喊”到“彷徨”的过程。深沉的思索使小说在主题的揭示方面显得更为深切，艺术上则更趋成熟，达到了新的高度。

《长明灯》出色地勾划出了一个反封建战士的生动形象。那盏据说从梁武帝起便点着的长明灯，在这里可以说是衰老僵化的封建传统的一种象征，而一心要想扑灭它的那个疯子，却正体现着反抗者锲而不舍的韧性战斗精神。他不再像狂人那样规劝食人者：“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他以高昂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向旧世界宣战。他要亲自吹熄这盏长明灯。不管族长们如何用种种方法制服他，用布把长明灯包起来欺骗他，疯子还是要吹熄它，而且高声喊叫 “我放火”。他“闪烁着狂热的眼光，在地上，在空中，在人身上，迅速地搜查，仿佛想要寻找火种”。从规劝到熄灯直至放火。无疑是一个跃进。疯子要烧毁的乃是包括长明灯、社老爷、王灵官，瘟将军在内的整个社庙，这是对封建社会黑暗统治的最强烈的挑战。疯子纵然明知凛秋严霜、黑暗如磐，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疯子兀傲倔强的性格和义无反顾的反抗精神，则是当时作者理想的一种寄寓。

然而，疯子毕竟是失败了的英雄。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几乎是完全孤立的。虽叫喊于生人中而人们并无反应，甚至采取极端仇视的态度，这是十分可悲的。特别是无忧无虑、天真纯洁的孩子也对他投以无情的嘲弄和蔑视，这难免使疯子感到分外的孤单和寂寞。小说对疯子形象的刻划，既反映了时代先驱者极度的悲哀，也透露了鲁迅思想转变的信息：对于社会进化论的疑惑和扬弃。

疯子是《长明灯》的主要人物，但小说却以社会群体为中心，展现了吉光屯中富有个性特征的各色人物的群像，并着力揭示村人们对祖宗老例的崇拜和对先觉者的本能的仇恨这种共同的心态。《长明灯》中的三角脸、方头、阔亭、庄七光、灰五婶等等这些人物构成旧中国令人窒息的环境，不自觉地成为扼杀先觉者的帮凶。鲁迅对这样的群众构成的沉滞、落后的社会环境的描写，主要体现出冷峻的批判，对他们投以轻蔑、憎恶、复仇的火焰。小说把觉醒者战斗的失败和悲剧的命运同冷漠、愚昧的群众联结起来，从而揭示出落后群众的精神状态乃是中国社会革命的巨大障碍，非“改造国民性” 不可。

小说虽然以群众眼光作视点，将疯子置于次要的不显眼的位置;但实际上，这个人物却支配着前台人物的言行举止，其形象无处不在。由于吉光屯一切人物的活动都紧紧围绕疯子要熄灭长明灯而展开。因此，在多数情况下，疯子虽未露面，却仍然成为一种潜在的巨大威慑力量，冲击吉光屯所象征的古老的社会传统。如小说开头的描述，采用了虚实相映，烘云托月的方法，从大处落墨，寥寥几笔就点染出人物的精神风貌，正可谓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是一幅传神的写意画。从茶馆的气氛渲染中，我们不难感觉到，在吉光屯人们的心目中，早已矗立着一个令人生畏的疯人形象。真是烘云托月月更明，作者的匠心于此可见。

小说对于众多的作为疯子对立面的人物个性刻划，则主要通过其自身富有特征性的动作、语言来表现，做到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形神兼备、栩栩如生。例如，那个连记茶帐也得画线条、却挖空心思替阔亭一伙出主意的灰五婶，把“梁武帝”说成“梁五弟”，足见其愚昧无知，人云亦云。那年高德劭的郭老娃，说起话来是一词一断，慢条斯理，有气无力：“西头，老富的中风，他的儿子，就是： 因为，社神不安，之故。这样一来，将来，万一有，什么，鸡犬不宁，的事，就难免要到，府上……是的，都要来府上，麻烦。”一副老朽而顽固的封建卫道者的嘴脸跃然纸上。

小说在结构上也很有特色。作品采用了双线结构，以疯子要熄灭长明灯为线索来展开故事，又让疯子及其故事在场景与场景接续和众多的眼光与话语中隐而不露地呈现。《长明灯》包含了茶馆议论、社庙辩论、客厅筹划和社庙尾声四个场景。这四个场景都紧紧围绕“灭灯”问题展开。除第二个场景出现疯子与村人正面争执外，小说实际上并未表现双方冲突的具体过程。而是着力展现村人们的心态。小说将广阔而复杂的现实生活凝聚在几个概括性极强的对话场面中，显得格外干净利落，含蓄凝重。

《长明灯》是鲁迅先生将现代主义象征手法融入现实主义创作的典范之一。它虽取法于迦尔洵的小说《红花》，却又是充分民族化的。小说不仅贴切地以长明灯作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势力的象征，而且将长明灯与它所象征的内容巧妙地融为一体，深刻地揭示了长明灯与中国社会中的封建统治势力的必然的有机的联系。它被安放在吉光屯社庙的正殿上，是一千多年前梁武帝亲自点起来的，是封建社会中神权与君权的产物——也就是中国封建传统的象征。它存在的时间之长，说明它的根深蒂固，罪恶深重。吉光屯因它得名，又显示出它危害之大，人们中毒之深。长明灯对吉光屯的统治，造成了吉光屯人们的愚昧、麻木、迷信、落后。而这些精神麻木的人又成为维护长明灯使之千年不灭的社会基础。因此，长明灯就成为吉光屯各色人物思想中的一盏不可冒犯的“神灯”，是吉光屯两种力量较量的焦点。由此，“疯子”要熄灭长明灯的重大意义就被充分揭示出来了; 吉光屯守旧的人们要把熄灭长明灯的人称为疯子，并处心积虑欲将其置之死地的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可见，小说围绕着长明灯而展开的冲突本身就是富有象征意义的。吉光屯的斗争即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现实斗争的一个缩影。为一盏长明灯，旧中国农村各色人物的嘴脸都一一显示，反映出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反封建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不难看出，现代主义象征手法的融入，增强了小说的战斗性。

与此同时，《长明灯》也是一篇具有浪漫主义因素的小说，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性。

《长明灯》中的疯子既是作品中的人物，又是一个抒情主体——他那“低声、温和”的劝说、“嘲笑似的微笑”、“阴鸷的笑容”和“微细沉实”的呼唤，正复杂多面地、象征性地体现了鲁迅面对现实世界的态度与感受。如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作者抒情地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秋天的黄昏与暮色中，绿莹莹的长明灯更其分明地照出神殿、佛龛，而且照到院子，照到木栅，由近至远地响彻着天真孩童的歌声，在永世长存的宁静中我们又听到了那个细微沉实的声息：“我放火!”却终于汇入了孩子们的随心编派的歌。主人公的呼唤和他的行动一样，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象征性，鲜明地表现了作家的情绪。在《长明灯》中，作者始终作为一个不出场的叙述者将他的主观感情渗透到小说的画面和构思中，从而赋予小说一种主客观水乳交融的独特抒情气质。

鲁迅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师，在 《长明灯》的创作中，灵活自然的吸收和融合了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创作方法中的一些因素，借以丰富自己的表现力，使作品达到了更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