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离婚》是鲁迅除历史小说以外的最后一篇小说创作，在鲁迅小说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与价值。鲁迅本人也十分看重这篇小说，在晚年回顾自己的小说创作时，曾经提到《离婚》等小说，“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同时又指出它因此而“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①的确如鲁迅所说，《离婚》等几篇小说，对青年读者来说，是不如《狂人日记》等早期作品那样激动人心了。但这并不意味《离婚》的思想与艺术水准的下降，因为在整个《彷徨》创作中，鲁迅将注意力转向挖掘旧社会病根时，“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这种“冷”应理解为他更多地表现了黑暗势力的强大，而不再像《呐喊》中的小说那样，为“显出若干亮色”而不惜“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②。在《离婚》中，鲁迅将自己卓越的观察力投向一位普通农村妇女的婚姻争端，从中解答了辛亥革命究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中国社会性质有无实质性变化的大问题。

鲁迅不是以故事取胜的小说家，一切曲折离奇的情节是与他的小说无缘的。《离婚》为我们描述的故事，只消一句话就可以表述：爱姑在新年的喜庆日子里，同父亲庄木三为了与施家婚姻上的争端坐船到慰老爷家里，接受了七大人的裁决。

然而，七大人的裁决似乎早已在冥冥之中注定要使这一举动成为一徒劳无益的行程。正当爱姑在航船上理直气壮地高谈阔论，幻想取得这场争端的胜利时，她的父亲庄木三已将婚姻凭证的“红绿帖”揣在肚兜里了。在辛亥革命之后换汤不换药的社会现实下，这就是爱姑一类人物自发反抗的不可更改的悲剧性结局。整篇小说只涉及了一个事件(爱姑的婚姻争端)两个场面(航船内和慰老爷家)，而当时丰富复杂的社会内容，却从中得到了深入饱满的反映。

闹了三年而“不落局”的婚姻事件在当地也算是一件出格的新鲜事了，以至于闹得附近村落尽人皆知。从航船乘客的寒暄谈话中，鲁迅巧妙地交代了 “爱姑的事”的经过：爱姑嫁到施家，丈夫姘上了个小寡妇，爱姑因此吵闹起来。但公婆并不同情爱姑，“老畜生”也帮着“小畜生”压制媳妇，爱姑愤而回到娘家。事情闹到地主慰老爷手里，也不曾得到解决。照爱姑的说法，此人原是个“不通”的家伙，后来又受了施家一桌酒席的贿赂，就越发不说“公道话”了。爱姑的几个兄弟一怒之下拆了施家的灶，总算出了口恶气。此时爱姑正沉浸在对七大人这位更显赫的乡绅“讲公道话”的幻想之中。

作为这次事件中心人物的爱姑，是很有些反抗精神的。她敢于在众人面前申诉婆家对自己的虐待，满口“老畜生”、“小畜生”地回敬施家父子，甚至连自己的父亲也不留情面，骂他“见钱头昏眼花”和“老发昏”;在她自感受了屈辱之后，甚至不惜“拚出一条命，大家家败人亡”。这不能不说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思想，通过东南沿海开化较早地区的社会风气传播的结果。但是，爱姑同时又很幼稚和脆弱，她的抗争并没有直接否定压迫她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而带有意气之争的意味，所以，爱姑还不能看成真正觉醒的妇女。这种情况使她跟父亲跨上去庞庄航船的第一步起，就暗自注定了她的失败结局。因为她已把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力，拱手交给了自己反抗的对象。她只是简单地把施家父子认作自己的敌人，而把自己思想的真正敌人看成可以依赖的公允化身。这样，她的反抗就没有冲破封建主义的牢笼，她终究不能逃脱名为“离婚”实则“休妻”的命运。

爱姑悲剧的深刻之处在于，在这次婚姻争端中，她所反抗的与她所依靠的，恰恰是同一种社会势力。地主阶级出于对封建纲常伦理的整体性维护，是决不会为个别的亲疏强弱而有所改变的。她所反抗的，正是她不得不依靠的，一切都在原地打了个转，而从头至尾，她都无从知晓。

《离婚》中次要人物的设置，也充满了匠心刻意。航船上两个念佛的老女人自不待言，她们本身就是封建文化的体现者，所以她们对爱姑的言行，只是对视、努嘴、点头，唯恐避之不及。鲁迅寥寥几笔，就点出了她们的态度。相比之下，八三是比较同情爱姑的，然而一听说七大人要出场，马上“眼睛睁大了”，转而规劝爱姑屈服。他的同情并非建立在对爱姑反抗夫权的认同上，而是出于同村同族，不愿受外人欺辱的意识。蟹壳脸上虽然更倾向于庄家，但他并没有真正的是非观念，只是担心庄木三斗不过施家。胖子汪得贵则是一位油滑的旁观者，他一味地迎合庄氏父女，说一些不关痛痒的空话。但他们在对七大人权威的服从上，却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在议论中表现出的不同态度，只取决于他们同庄木三关系的亲疏远近。本质上他们都是封建统治的顺民。所以，爱姑在这种环境中，完全是孤立无援的。就连她的父亲庄木三，也何尝不是如此，他与施家的争斗，只是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而并非为爱姑的幸福。爱姑反抗意识的最终寂灭，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出历史的悲剧。正如爱姑始终不能突破她的认识局限一样，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失败，也不能不取决于当时历史为它提供的社会条件。鲁迅在此用活生生的形象，表达了他“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什么都要从新做过”③的沉痛认识。

《离婚》并没有多少外部动作的描写，但却达到了一种惊人的内在真实。这种真实主要得力于鲁迅以爱姑的主观视角，充分展示其所见所闻在内心引起的感受的独特方式。如果我们不善于像作者一样深入爱姑的灵魂，我们简直不能理解为何开始充满斗志的爱姑，怎么一下子便失掉锐气，顺从地听凭七大人的摆布。小说一点也没有描写爱姑受到过什么明显的威胁利诱，相反，爱姑甚至觉得七大人“和蔼近人，并不如先前自己所揣想那样的可怕”。但是，鲁迅却通过进入慰老爷“黑油大门”以后爱姑心理所发生的微妙变化，提供了她终将败下阵来的内在依据。比如喝完长工送来的年糕汤后，爱姑莫名其妙的不安; 同样一句话，“难道和县太爷换过帖就不说人话么?”，在航船上理直气壮地讲过的，此时浮现在头脑中，已经完全失却了它的锐气与自信了。鲁迅在此精细入微地表明，爱姑所经受的，仍是一种延续几千年的梦魇一般的精神压力，它若隐若现，盘据在长期处于劣势的人民心头。以至于统治者的一切，哪怕是一些无谓的排场和可笑的习惯，如七大人鼻烟瘾发作时高大摇曳的声音，对爱姑来说，也会构成一种不可理解也不可抗拒的心理震慑。这里包含着爱姑以及与爱姑处于同样地位的人们的一个深刻悲剧，鲁迅十分明白，只有真实地表现爱姑复杂微妙的心理过程，才能展示出她的悲剧的实质，才能深刻地体现整个作品的主题。此时，外部的动作不能不退居到十分次要的地位，而《离婚》却通过对爱姑心理感受的精致刻划，达到了一种令人惊叹不已的丰富与真实。

在相当有限的篇幅中表现如此深刻的内涵，这就需要作者惜墨如金、以少胜多，用最经济的手段来完成预定的目的。小说所交代的“爱姑的事”，几乎全部都是乘客同庄家父女的对话中显现的，同时在对话中也显现了乘客们对于此事的不同态度。无论是航船上的乘客，还是慰老爷客厅中的老爷少爷，鲁迅都是寥寥数笔，便使之神形毕现。实际上，一次庞庄之行，作者只描写了两个场面，就圆满地表现了这次争端中的许多冲突线索：爱姑与老小“畜生”的矛盾、庄木三与施家的矛盾、庄氏父女之间的矛盾，以及爱姑与慰老爷、七大人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构成了当时广阔丰富的社会内容。这些冲突的表达，如果只依靠正面的铺叙，在《离婚》现有的篇幅中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鲁迅更多的是通过从人物关系中侧面描写来达到这一目的。尤其是船舱内的一段描写，一笔常常兼有两笔或多笔的用处。鲁迅不仅围绕庄木三父女来显示乘客们的不同情态，而且也暗自预示了斗争的胜负。表面写了爱姑的理直气壮使人折服，似乎让读者感到多少会有几分取胜的可能，然而八三的“被说服”并非是服了爱姑，而是听说七大人“也出来说话了”以后，自感不便多言罢了，爱姑说“且看七大人说谁不错”后，他更不必随意臧否这位豪绅，也不愿当众扫爱姑的兴，这才“开不得口”。汪得贵更是“两面光”，一面谀七大人，一面迎合庄氏父女，爱姑的“这位阿叔真通气”只显出了她的天真，而实际上他们都已经把预测的胜利放在了七大人、慰老爷一边。等待爱姑的，只是把这种预测变为现实罢了。

《离婚》全篇看起来轻松自如，但却时时透出一种内在的紧张。某些看似信手拈来的闲笔，实际上却是意味深长的细节刻划。如八三在“开不得口”后，对着爱姑摆成 “八” 字的 “钩刀脚” 打起瞌睡的情景; 谈论“老坑”、“新坑”的七大人对“屁塞”的摩挲把玩等。这些描写不仅作为情节的组成部分参与故事的发展，而且还向读者暗示了情节以外的微妙意味。八三打瞌睡说明了他对爱姑的抗争无动于衷，而爱姑的一双摆成“八”字的“钩刀脚”，则表明这位虽然在形体动作上从封建束缚中初步解脱出来的女性，其精神却依然禁锢在封建牢笼中。作者对七大人津津乐道于“屁塞”的描写显示了他只是与慰老爷一样“不通”的家伙，然而这一切在爱姑眼中，又构成一种不可理解而又难以抗拒的心理震慑。这些有意为之的“闲笔”，有机地熔铸在情节里，使小说呈现出内在紧张与外在松弛的分层，小说也就在这种深度模式中获得了一种平面化叙述难以言传的特殊意蕴。在《离婚》中体现这种意蕴的，即是小说时常可见的“反讽”效果，为何爱姑被慰老爷称为“走散”而实为“休妻”的故事，鲁迅却偏偏冠以在当时农村还很少听说的 “离婚”一词? 其实这正是“离婚”与“休妻”之间显现出的意义悖谬吸引了鲁迅。明明酿成了爱姑的一个悲剧，小说里的慰老爷却用“恭喜大吉” 来作说明，鲁迅在此不仅揭示了慰老爷七大人“讲公道话”的实质，也赋予了小说以一种不寻常的趣味。

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离婚》强大的艺术力量，来自它 “刻划的深切”与 “技巧的圆熟”，以及这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和谐与统一。

注释

①鲁迅《<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②鲁迅《<自选集>自序》 
③鲁迅《忽然想到(三)》 
① “对对”是“对不起对不起”之略,或“得罪得罪的合音未详。——作者原注。 
① 私生儿。——作者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