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作法不自毙，

悠然过四十。

何妨赌肥头，

抵当辩证法。

其二

可怜织女星，

化为马郎妇。

乌鹊疑不来，

迢迢牛奶路。

其三

世界有文学，

少女多丰臀。

鸡汤代猪肉，

北新遂掩门。

其四

名人选小说，

入线云有限。

虽有望远镜，

无奈近视眼。

【注释】 这四首诗的前三首，编入《集外集拾遗》。第四首据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录出，据鲁迅日记1932年12月29日：“午后为梦禅及白频写《教授杂咏》各一首，其一云：‘作法不自毙，……。’其二云：‘可怜织女星，……’”梦禅即邹梦禅，擅书法;白频，女作家，“左联”成员。

【析】 这四首诗不是同一时间写的。前三首当是1932年之前所作，第四首诗中所指的谢六逸编《模范小说选》，是上海黎明书局1933年3月出版的，因此，诗当成篇于1933年之后。

第一首，是影射钱玄同的。钱玄同，浙江吴兴人，清末留学日本时，曾与鲁迅等从章太炎先生学，听讲《说文解字》。五四初期，在北京大学任教，还参加编辑《新青年》，思想进步，鼓励催促鲁迅从事小说创作。五四后期，他的思想趋于复古，向后倒退。他曾说：“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又据说他在北京大学曾说过“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的话。1927年9月12日钱玄同四十周岁，胡适、周作人等为他祝寿时，因为他先前说过的话，而写了讣告、挽诗和挽联。胡适后来又写了 《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①。因此，鲁迅写了这首诗讽刺他。

钱玄同从前说“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是认为“中年以上的人便多固执和专制”②，现在他自己却悠然自得地活过了四十岁，可见他作法(制定法律)并未打算自己也遵守，或自认为自己与众不同，不在“固执和专制”之列。另一层意思是，十月革命以后，辩证法在中国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并产生巨大影响，谁也抵当不了。钱玄同既有了 “作法不自毙”的先例，这回又 “何妨赌肥头” (因钱体胖，故有 “肥头”之讥) 来“抵当辩证法” 的传播呢?

应该说明的是是钱玄同虽中年颓废，但在七七事变后，因病滞留北平，坚持民族气节，拒不接受日伪的高薪聘请，晚节可嘉。

第二首影射赵景深。赵景深，四川宜宾人，曾为《小说月报》 撰写 “世界文坛消息”，为开明书店翻译《柴霍甫短篇杰作集》。当时是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这首诗是鲁迅针对赵在翻译中的明显误译而写的。赵不仅常有“顺而不信”的误译出现，且有把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改为“达信雅”的错误主张。因之，他曾将契诃夫小说《万卡》中的天河误译为 “牛奶路”，将德国作家塞意斯的小说 《半人半马怪》 误译为 “ 《半人半牛怪》”。关于翻译，在二三十年代曾发生过一次论战。鲁迅主张“硬译”，即尽管文字不甚流畅，但必须忠实原著; 梁实秋则主张“曲译”，并认为鲁迅的“硬译”等于 “死译”，而读者读了 “死译” 出来的作品会 “枉费时间精力”。赵景深当时附和了梁的 “曲译”主张。鲁迅为纠正当时翻译界的流弊，写下了这首讽刺诗。后来，赵景深在《北斗》月刊上发表文章，公开表示接受鲁迅的批评，愿意改正自己的译误和主张。

第三首影射章衣萍。章衣萍，安徽绩溪人，曾在北京大学文学院旁听，是《语丝》撰稿人之一，后到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授，又是北新书局的撰搞人之一。章倾向民族虚无主义，贩卖洋奴思想，曾说：“我们应该老实承认自己的文学艺术以及一切东西多不如人。”③更大量兜售《情书一束》之类的文字。他在《枕上随笔》中写道： “懒人的春天哪! 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他还在向北新书局预支了大笔版税后说过“钱多了，可以不吃猪肉，大喝鸡汤” 的话。这首诗中说的“北新遂掩门”，指的是北新书局被查封的事，其直接原因是1932年北新书局出版了朱扬善著《小猪八戒》的民间故事，书中据讹传叙述的关于回教徒为什么不吃猪肉的问题，激起了上海回民愤而请愿的风潮。同年11月，国民党当局为平息此事，只好下令销毁该书，并查封北新书局。鲁迅把章衣萍和北新书局的被查封，在诗中联系起来，是因为鲁迅认为北新书局聘章衣萍之类的无行文人，实是“内溃已久，无可救药”④的表现。

第四首影射谢六逸。谢六逸，贵州贵阳人，当时是复旦大学教授。他曾编选了一本《模范小说选》，收录了鲁迅、茅盾、叶绍钧、冰心、郁达夫的作品。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 “翻坊间出版的中国作家辞典一看，我国的作家快要凑足五百罗汉之数了。但我在这本书里只选了五个作家的作品，我早已硬起头皮，准备别的作家来打我骂我。而且骂我的第一句话，我也猜着了。这句骂我的话不是别的，就是 ‘你是近视眼啊’，其实我的眼睛何尝近视，我也曾用过千里镜在沙漠地带，向各方面眺望一下。国内的作家无论如何不止这五个，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过我所做的 ‘匠人’的工作，匠人选择材料时，必要顾到能不能上得自己的‘墨线’，我选择的结果，这五位作家的作品可以上我的‘墨线’，所以我要‘唐突’他们的作品一下了。”早在1931年就支持民族主义文学派的谢六逸，自以为独具慧眼，以超政治的、超阶级的、鉴赏式的批评标准，选出《模范小说选》，并津津乐道，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鲁迅写了这首诗予以辛辣的讽嘲。

鲁迅的这一组讽刺诗，和他的战斗性极强的杂文一样，运用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纸糊架上挖一个窟窿”的手法，笔触所及全是被讽刺者的致命伤，充分显示了鲁迅高超的、深刻犀利、堪称独步的讽刺艺术。

鲁迅和这四位教授个人之间，或是朋友，或是师生;与钱玄同，赵景深和谢六逸还有书信往来。他写出这样的讽刺诗，绝非出于个人间的恩怨，或是意气用事，而是为了匡正时弊，针砭社会上存在的不良现象，即“砭锢弊常取类型”，通过对他们的言行的辛辣讽刺，向当时存在于文化界的流弊，投以匕首和投枪，以期社会锢弊得到纠正。因此，这四首诗具有着深远的社会意义和普遍意义。在当时的知识界中，如钱玄同这样思想倒退，说些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空话;如赵景深的随意误译;如章衣萍的《枕上随笔》之类;如谢六逸的自命不凡，借名家抬高自己，都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有相当一部人不同程度的通病，这四个人有其一定的代表性，他们只是鲁迅所取的 “类型”代表而已。

鲁迅的这四首讽刺诗，纯是从被讽刺者的言行取材，不加任何主观臆断，不含任何个人意气。讽刺的分寸是严加把握的，点到为止，毫不过分。如其二对赵景深的讽刺，即是严格地限制在指摘其误译的范围之内，让读者读来感到误译结果的荒谬无稽，以致啼笑皆非，而并不涉及误译者别的方面。即使是对无行文人章衣萍的讽刺，也只是从他写的文章、说过的话中取材，以指出他的庸言庸行“示众”，读者也自然会联想到：北新书局聘任这样的人，“掩门”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鲁迅的艺术风格，不仅赋于作品以真实性，同时保持了作品的强大生命力。这也是这组诗的特色。

鲁迅讽刺艺术的深刻性和尖锐性，来源于他对于时代、社会长期缜密、独到的观察、思考与探索。由于占有的素材多了，因而涉笔成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鲁迅是最善于讽刺的艺术大师之一，但他决不滥用讽刺，而是界限分明，律度严谨。这四首诗大体上可算作“有情的讽刺”，委婉的戏谑，这辛辣嘲讽的同时，流露着惋惜之情。它与对国民党政府上层官吏极度的憎恶和轻蔑，从而予以无情的、愤怒的谴责，如《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二十二年元旦<云封高岫护将军>》等诗作，是迥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