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眸越女罢晨装②，

荇水荷风是旧乡③。

唱尽新词欢不见④，

旱云如火扑睛江⑤。

秦女端容理玉筝⑥，

梁尘踊跃夜风轻⑦。

须臾响急冰弦绝⑧，

但见奔星劲有声⑨。

【注释】

①据鲁迅日记1933年7月21日记，这两首诗是写赠日本友人森本清八的。第二首，后又曾录赠山本先生。

②越女： 本指西施，此处泛指越地乡村的女子。王维 《洛阳女儿行》：“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溪头自浣纱”。罢晨装：即不梳装打扮。张籍《酬朱庆余》诗：“越女新装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这里反用诗意，写“人不见”而“罢展装。”

③荇水荷风：泛指江南水乡秋景。旧乡： 故乡。

④“唱尽”句：刘禹锡《踏歌词四首》之一：“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映树鹧鸹鸣。”欢：是女子对爱人的称呼。《能改斋后录》卷一：“江南以情人为欢。”

⑤“旱云”句： 概写江南数省旱象之惨烈。据有关材料，1928年，华北西北大旱，灾区达530余县，1929年、1930年，华北水灾、西北旱灾，灾及800余县，1931年长江大水，1932年，11省发生大水灾，6省遭大旱，1933年即鲁迅作本诗当年，中国北部15省遭水灾，而南部数省则又大旱。据国民党《中央日报》载：“二十年 (1931年) 来水灾之后，盖藏已空，继以赤旱，民不堪命;遍地皆荒，逃无生路，水藻捞尽，草根掘尽，现下之充饥者，以观音土(即油润之泥土)及稻糠二种……哀号惨痛，无异人间地狱; 合室自杀者时有所闻，饿莩田野者途中时见，鬻三两岁子女以求数元者，——到处皆是，哭声震野，极尽生离死别之惨。”

⑥“秦女”句：秦女：原指秦穆公之女弄玉，此处指北方女子。端容： 即正容。理： 弹奏。玉筝：一种乐器，玉是美称。

⑦梁尘踊跃：音调震动屋梁上的尘土。《艺文类聚》卷43引《刘向别录》：“汉兴以来，善歌者鲁人虞公，发声清哀，盖动梁尘。”《文选》江淹拟古诗 《东城一何高》：“一唱万夫叹，再唱梁尘飞。”

⑧绝： 断。

⑨奔星：《尔雅·释天》：“流星大而疾曰奔。”《晋书·天文志》： 谓奔星坠地 “有声如雷，忿怒之象也。”

【析】 1934年12月9日，鲁迅在致《集外集》编者杨霁云的信中曾指出过：“ ‘秦女端容理玉筝’一首和‘越女……’那一首是一起的”。特别加以强调，可见二诗在题材内容上，是有内在联系的。

第一首诗写的是一个因为旱灾而 背井离乡的农村女子，靠卖唱糊口为生，四处流浪，寻找自己失散的亲人，但最终也没有找到。诗意虽明自，但写法上却有特点。那就是诗采用了悬念的手法，层层剥笋地写出这位村姑所遭受的各种苦难。首句先点出她的身份 ，次句写出她的处境，“荇水荷风是旧乡”，“旧乡”二字下得极妙，既写出了她的故乡所在，又写出她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现实处境。再一句 写出她的目的是寻找亲人，“唱尽新词欢不见”，是说以唱新词作为谋生糊口的手段，唱尽而 “欢不见”，可见流浪的时日已不短，又写出了她寻找亲人的愿望之执着。最后一句，补叙出背井离乡，亲人离散的原因：“旱云如火扑睛江”，是由于家乡遭到了大旱之灾，不得不如此。而同时，也含蓄地点出了寻找到亲人希望的渺茫。在这样的层层剥笋的叙写中，我们看到了当时中国人民所遭受的深重的苦难以及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刻的同情。读这首诗，有心人会发问，这种惨痛境况形成的原因，难道仅仅是天灾吗?联系当时国民党统治者置人民的苦难于不顾，却忙着去“剿共”，去屠杀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不由得不产生对统治者凶残、腐败的强烈憎恨。

如果说第一首主要通过对“越女”痛苦遭遇的描绘来表达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厚同情，那么第二首，却侧重在表现一种激烈的反抗情绪。诗中秦女的弹奏技巧极其高超，弹出的曲调极为动人，诗中“梁尘踊跃”是对她弹奏曲调技巧的赞美，说她的弹奏“发声清哀，盖动梁尘”，亦有指其曲调所蕴含的情绪如怨如诉之意，又不仅指其技巧。下一句，突然一个顿挫，曲调内容转为激越高亢，“须臾响急冰弦绝”，这句是对秦女弹奏的写实，曲调响急，表达的是弹奏人内心的愤懑的情感内容，以至于冰弦断绝。“但见奔星劲有声”，筝声消失，只见天际流星飞坠，劲而有声。周振甫解此两句说：“古人用星象来比人事，以星的落下比喻重要人物的死亡，这里的弦断星奔，可解暗指蓝衣社的恐怖暗杀。在那样恐怖中，尽力保障人权的杨铨被暗杀了，这正象流星的降落那样劲而有声，震动了当时的人心。” 杨铨(杏佛)是在当年6月18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距此诗写作仅一月零三天。周振甫这一说，是颇具启发意义的。据《晋书·天文志》说，奔星坠地，“有声如雷，忿怒之象也”，《后汉书·天文志》也说，彗星出现，“所以除秽布新也。”鲁迅也许在诗中寄寓了对当时国民党残酷镇压革命人民的愤慨;天怒人怨，人神共愤，这样的统治，还能维持多久!

关于这两首诗的艺术风格，有人说是 “清新明快”②之作，不同于鲁迅其他的旧体诗的“沉郁”的风格。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两诗均极深沉刚劲，在极为有限的篇幅里，反映出深刻、广阔的社会内容，而思想情绪的表达又寄寓于诗的形象之中，大得唐人旨趣。这两首诗在内容和情绪表达上各有侧重。前者情绪较为内敛，而能启人深思，后者情调则较高昂，给人们希望和力量。两诗合起来，恰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明白这一点更使人感到鲁迅向杨霁云强调两首诗 “是一起的” 的深意所在。

注释

①见周振甫《鲁迅诗歌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 第177页 
②见张紫晨《鲁迅诗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2月版) 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