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这是鲁迅1920年的书信中迄今仅见的一封信。收信人是鲁迅先生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学生，然即使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青年学生，鲁迅却以返乡接家人赴京时“不及走晤”，而“犹以为憾”，可见鲁迅为人之谦逊可亲。

这时的鲁迅，除每天去教育部办公之外，还用较多的时间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他曾经在 《域外小说集·序》中主张“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这虽是鲁迅多年来从事文艺运动之一贯信念，但究竟要通过怎样的途径才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标，他在当时还不是十分明确。对于资产阶级的革命道路，对资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他已作了否定，但对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也还认识不足，有其消极的一面，这样的思想状态在此信中有较明显的表现。

“比年以来，国内不靖” 等句，反映了 “五四运动”以来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在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青年知识分子做为革命的先锋，被反动当局视为大敌，而“守旧者” 则目其为“乱源”、“祸萌”、“维新者又赞扬甚至”。鲁迅这时则认为这场运动“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这一是由于他深知中国反动势力的顽固和强暴，仅仅是游行示威、喊喊口号，恐难撼其根基;二是由于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所致。他历来坚持这样的观点，虽不无偏激之辞，然则反对许褚似地赤膊上阵，对于敌人，他惯用的是“壕堑战”，结结实实地站稳自己的脚跟，一步一步地前进。

接着他针对宋崇义信中所谈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奇诡”之事，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分教员为四等，可谓在教育史上开一新纪元”，谓其荒谬之极矣!

“所谓新思潮”者，泛指五四运动前后传入国内的各种国外思想。它们在国外已是“普遍之理”，而“一入中国，便大吓人”。究其原因，是提倡者本身 “思想不彻底”，又如盲人瞎马一般，未吃透其精神要领，再者 “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鲁迅还指出，发生 “流弊”，并不在 “新思潮之本身”，说明 鲁迅对新思潮是持欢迎态度的。

鲁迅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却并未感到失望和消极，他憧憬着“新世纪的曙光”，预言一切旧的社会秩序、陈腐的封建思想“无论如何，定必崩溃”。他主张“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然而 “较有秩序”地改革，已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所证明是绝无可能的，这再次体现了鲁迅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信中有较多的反映，如 “乱则有之，传染 (俄国) 思潮则未必”，旧现状的转变“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亦非新学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胡涂而已” 等等皆是。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鲁迅正是在黑暗中孜孜不倦地探索着改造中国的正确道路，凭着他坚定的信念，最终找到了真正的可以值得信赖的同盟军，认为在他们的身上“寄托着中国和人类的希望”。在这时期，他除了翻译介绍国外优秀文学作品之外，还埋头于古籍之中，力图从中深挖黑暗现状的历史渊源，他主张“熬苦求学”，因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恰恰是他此时思想发展进程的真实写照。信中，他还批驳了 “共和于中国不宜”的论调，表示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正确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