漱园兄：

昨才寄一信，下午即得廿九之信片。我想《莽原》只要稿，款两样不缺，便管自己办下去。对于长虹，印一张夹在里面也好，索性置之不理也好，不成什么问题。他的种种话，也不足与辩，《莽原》收不到，也不能算一种罪状的。

要鸣不平，我比长虹可鸣的要多得多多; 他说以“生命赴《莽原》”了，我也并没有从《莽原》延年益寿，现在之还在生存，乃是自己寿命未尽之故也。他们不知在玩什么圈套。今年夏天就有一件事，是尚钺的小说稿，原说要印入《乌合丛书》的。一天高歌忽而来取，说尚钺来信，要拿回去整理一番。我便交给他了。后来长虹从上海来信，说“高歌来信说你将尚钺的稿交还了他，不知何故?”我不复。一天，高歌来，抽出这信来看，见了这话，问道，“那么，拿一半来，如何?”我答：“不必了。”你想，这奇怪不奇怪?然而我不但不写公开信，并且没有向人说过。

《狂飙》已经看到四期，逐渐单调起来了。较可注意的倒是《幻洲》(《莽原》在上海减少百份，也许是受它的影响，因为学生的购买力只有这些)，但第二期已不及第一期，未卜后来如何。《葬原》如作者多几个，大概是不足虑的，最后的决定究竟是在实质上。

迅 十一，九，夜

这一时期的鲁迅，思想上处于一个转折阶段。过去他把尼采的个性主义与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加以改造、吸收，形成了自己的以进化论为基础的主导思想。在这封信看似平和的言辞中，可以看得出他在反思中的阵痛和给这封信带来的强烈愤慨基调。从高长虹事件中，他逐渐领悟和认识到自己进化论思想的缺陷，看到了像高长虹类似之人的存在决不是孤立的，绝不能再对青年一概而论，“我已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刀来刀当”③、“我先前对于青年的唯唯听命，乃是退让，何尝是无力战斗。现既逼迫不完，我就偏又出来做些事……”④。于是，曾一度沉默的鲁迅，先后发表了《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新的世故》等文章，对高长虹的种种行为予以揭露，他还在神话题材的短篇小说《奔月》中，塑造了一个融入高长虹式的招摇撞骗的卑鄙小人——逢蒙，这些批评揭露与人物形象的塑造，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批评了高长虹，更重要的是抨击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具有广泛的社会现实意义;与此同时，也显示出了他在总结自己多年战斗实践经验的同时，思想上有了进一步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