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堂先生：

顷奉到来札并稿。前函令打油，至今未有，盖打油亦须能有打油之心情，而今何如者。重重迫压，令人已不能喘气，除呻吟叫号而外，能有他乎?

不准人开一开口，则《论语》虽专谈虫二，恐亦难，盖虫二亦有谈得讨厌与否之别也。天王已无一枝笔，仅有手枪，则凡执笔人，自属全是眼中之钉，难乎免于今之世矣。专复，并请

道安。

>迅 顿首六月廿夜

尊夫人前并此请安。

【析】 险恶的现实政治环境的压迫，除了愤慨和抗争，还能有其它的什么呢?鲁迅执着于现实人生的战斗，历来是以一种严肃的、认真的态度来进行这样工作的。这样的特点，在这封《致林语堂》的信中，是显而易见的。

三十年代林语堂曾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态，以自由主义者的姿态提倡“性灵”、“幽默”等。鲁迅与林语堂曾有一段交往，故作为主编，林语堂此时也常常邀请鲁迅为他主编的刊物撰稿。然而，交往归交往，友情归友情。在一些思想原则面前，鲁迅与林语堂的差异、分岐是很明显，特别是由于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之后，这种差异与分岐，也就更为明显。面对险恶的政治环境，林语堂主张幽默，以其所谓绅士风度来坦然面对现实，而鲁迅则不然。他以为现实的“重重迫压，令人已不能喘气，除呻吟叫号而外，能有他乎?”不是鲁迅对“幽默”一无所知，缺乏研究，相反，则是在直面“惨淡的人生”现实之后，鲁迅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中来提倡所谓“性灵”、“幽默”，实在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遁，一种消极处世的态度，而这也正是鲁迅性格、思想和人生态度所不能相容的。在敌人“已无一枝笔，仅有手枪”的情况下，在敌人将所有的“执笔人，自属全是眼中之钉”的情况下，难道能“幽默”吗?尽管你一厢情愿地“幽默”，“性灵”，可是“枪”对于“笔”，自然是不会留情的。

鲁迅执着于现实人生的战斗，他历来提倡文学首先是战斗的。文学的战斗性不是篇篇都充满火药味，而是文学创作总是要体现作者的一种对丑恶现实进行抗争的进取的人生态度。当险恶的政治专制剥夺了他人的自由时，不应是回避躲藏，而应该勇敢地站出来抗争，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 “幽默”，“性灵”，因为那将是一种抗争搏击之后的轻松，喜悦。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鲁迅甚至认为中国一向少有 “幽默”，因为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早已使国人象压在大石底的草一样，一切的一切都被专制所压抑，那会有“幽默”之“性灵”? 鲁迅在信中指出： “打油亦须能有打油之心情”，认为在中国缺乏这样的现实土壤，就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幽默”和真正的 “性灵”，即使有的话，那也只不过是面对残酷的专制现实而故作轻松的逃循，躲避，其本质涵义是一种“瞒”和“骗”的国民劣根性的再现。所以，基于这样的思想原则的分岐，鲁迅是不能同意林语堂所提倡的“幽默”、“性灵”，因为他太不合符现实斗争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