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吟先生：

两信均收到。我知道我们见面之后，是会使你们悲哀的，我想，你们单看我的文章，不会料到我已这么衰老。但这是自然的法则，无可如何。其实，我的体子并不算坏，十六七岁就单身在外面混，混了三十年，这费力可就不小;但没有生过大病或卧床数十天，不过精力总觉得不及先前了，一个人过了五十岁，总不免如此。

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我觉得别的国度里，处世法总还要简单，所以每个人可以有工夫做些事，在中国，则单是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几乎全部。尤其是那些诬陷的方法，真是出人意外，譬如对于我的许多谣言，其实大部分是所谓“文学家”造的，有什么仇呢，至多不过是文章上的冲突，有些是一向毫无关系，他不过造着好玩，去年他们还称我为“汉奸”，说我替日本政府做侦探。我骂他时，他们又说我器量小。

单是一些无聊事，就会化去许多力气。但，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但我是还要照先前那样做事的，虽然现在精力不及先前了，也因学问所限，不能慰青年们的渴望，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

《两地书》其实并不象所谓“情书”，一者因为我们通信之初，实在并未有什么关于后来的预料的;二则年龄，境遇，都已倾向了沈静方面，所以决不会显出什么热烈。冷静，在两人之间，是有缺点的，但打闹，也有弊病，不过，倘能立刻互相谅解，那也不妨。至于孩子，偶然看看是有趣的，但养起来，整天在一起，却真是麻烦得很。

你们目下不能工作，就是静不下，一个人离开故土，到一处生地方，还不发生关系，就是还没有在这土里下根，很容易有这一种情境。一个作者，离开本国后，即永不会写文章了，是常有的事。我到上海后，即做不出小说来，而上海这地方，真也不能叫人和他亲热。我看你们的现在的这种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发展起来，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会上的情形，以及各种人们的脸。

以下答问——

1.我的孩子叫海婴，但他大起来，自己要改的，他的爸爸，就连姓都改掉了。阿菩是我的第三个兄弟的女儿。

2. 会是开成的，费了许多力;各种消息，报上都不肯登，所以在中国很少人知道。结果并不算坏，各代表回国后都有报告，使世界上更明瞭中国的实情。我加入的。

3.《君山》 我这里没有。

4.《母亲》也没有。这书是被禁止的，但我可以托人去找一找。《没落》我未见过。

5.《两地书》我想东北是有的，北新书局在寄去。

6.我其实是不喝酒的;只在疲劳或愤慨的时候，有时喝一点，现在是绝对不喝了，不过会客的时候，是例外。说我怎样爱喝酒，也是 “文学家” 造的谣。

7.关于脑膜炎的事，日子已经经过许久了，我看不必去更正了罢。

我们有了孩子以后，景宋几乎和笔绝交了，要她改稿子，她是不敢当的。但倘能出版，则错字和不妥处，我当负责改正。

你说文化团体，都在停滞——无政府状态中……，一点不错。议论是有的，但大抵是唱高调，其实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我的确常常感到焦烦，但力所能做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独战”的悲哀。不料有些朋友们，却斥责我懒，不做事;他们昂头天外，评论之后，不知那里去了。

来信上说到用我这里拿去的钱时，觉得刺痛，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圆，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来信又愤怒于他们之迫害我。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还能做什么别的?我究竟还要说话。你看老百姓一声不响，将汗血贡献出来，自己弄到无衣无食，他们不是还要老百姓的性命吗?

此复，即请

俪安。

迅 上十二月六日

再： 有《桃色的云》及《小约翰》，是我十年前所译，现在再版印出来了，你们两位要看吗? 望告诉我。又及。

【析】 经过几次的信札往返，来到上海的萧军萧红终于在1934年11月30日见到了敬慕已久的鲁迅。带着激动、喜悦与不安的复杂心情，他们接连给了鲁迅两封信。这是鲁迅给他们的回信。信中充满了鲁迅对青年作者的理解和关怀。

会面之时，正值鲁迅大病初愈。那刚刚病起后的形容，使两位青年无法不悲哀。于是，鲁迅在信的开头便宽慰他们： 衰老，这是“自然的法则”，不要因此过分焦心。萧军萧红由于初到上海，人生地疏，不能即刻投入进步文化工作，心中极为焦躁。对此，鲁迅在信中一方面表示理解，另一方面，又提醒他们： “现在的这种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发展起来。” 鲁迅向他们建议“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会上的情形以及各种人们的脸。”这样，既可以排解心内的焦躁，又可以了解社会，以便更好地投入战斗。

萧军萧红初涉文坛，想请许广平对他们的文稿改一改或提些意见，由于种种原因，鲁迅代她谢绝了。但对于青年作者的要求，鲁迅是从不推诿的，既然许广平无暇，“则错字和不妥之处，我当负责改正。”对青年作者的帮助、扶持跃然纸上。

鲁迅不仅在思想上、创作上关怀帮助这两位年青人，而且在经济上也资助他们。萧军萧红来到上海时，只有十八元几角的存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向鲁迅提出借款20元。第一次见面时，鲁迅便把钱交到了他们手中。为此，萧军怀着酸楚和感激在给鲁迅的信中写道：“我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却来用你的钱，尤其是当我看到你那身体以后，……”于是鲁迅在信中安慰他们：“来信上说到用我这里拿去的钱时，觉得刺痛，这是不必要的。我……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用用毫不要紧。”怕他们对此事耿耿于怀，鲁迅又亲切地劝告他们：“这些小事，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此外，对萧军萧红信中所提的问题，小到自己儿子的名字，大到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组织的远东反战会议，以及他们寻找的书籍等等，都一一作答，不厌其烦。

在信中，鲁迅不仅以一个长者的身份关怀、理解、帮助萧军萧红，而且还把他们视为知己，将自己对险恶环境发出的慨叹、自己所取的态度，以及自己的寂寞和焦烦都毫不保留地倾吐出来。

30年代的中国，长夜待晓，环境极其恶劣。一方面，与反革命军事“围剿”相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界范围内大力施行白色恐怖政策。左联五烈士被害，杨杏佛等人被暗杀，鲁迅自己被通缉、被迫害，这一切无不令人发指。但鲁迅是决不会被任何暴力所慑服的。面对敌人的迫害，他取轻蔑的态度：“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还能做什么别的?我究竟还要说话。”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来自于他对人民极度的爱和对敌人刻骨的恨：“老百姓一声不响，将汗血贡献出来，自己弄到无衣无食，他们不是还要老百姓的性命吗?”杀人者是不会因被杀者的软弱和屈服而放下屠刀的。既是如此，面对一切暴力，唯一的态度就应该是：伸直脊梁，挺起胸膛。

另一方面，环境又是极其复杂的，甚至自己营垒里的一些人也对鲁迅进行恶意攻击。说鲁迅爱喝酒的有之，说鲁迅患脑炎，从此“辍笔十年”的有之，说鲁迅已经和叛徒杨邨人 “调和” 的也有之，一些心怀叵测的人还诬陷鲁迅为“汉奸”。这些造谣者，都是所谓的“文学家”，有些是由于和鲁迅在文章上有冲突，有些则“不过造着好玩。”对此，鲁迅发出了苦涩的慨叹： “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单是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几乎全部。”鲁迅深深感到：“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他们在内部挑拨离间，起到敌人想起而起不到的作用。而当时的左翼文化团体，如萧军萧红所说，“都在停滞——无政府状态中。”虽说时而也有些议论，“但大抵是唱高调。”而鲁迅做一些“力所能做的”的事，却得不到理解，一些朋友还斥责鲁迅懒，“不做事”。这些，都是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在革命队伍中的反映，使鲁迅 “常常感到焦烦”、“寂寞”、“有‘独战’ 的悲哀。”

尽管如此，鲁迅“还要照先前那样做事的”，诬陷也罢，中伤也罢，斥责也罢，他 “毫无退缩之意”。

详和而随便的口吻，包含着多少对进步青年的慈爱和关心，而文字中不时透出的强韧，又显示出鲁迅在险恶环境中毫不畏惧的硬骨头精神，也如实地反映出他在当时复杂情况下的焦虑。往往一件不起眼的小事，都可生发出甚为深刻的生活道理，给人教育极深。常见的分段抒写与特意的列点述答互相交织，增强了这封书信的活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