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1934年，杨霁云在收集整理鲁迅集外佚文印行《集外集》时，欲将鲁迅1932年在北京所作的五次讲演收入集内。上封信，鲁迅已将还存有记录的两篇寄给了杨霁云，而这封信，鲁迅经过考虑，“决计不要它”了，原因在于，这两篇记录稿与鲁迅讲演的实际相去甚远，不是该记的未记，或被当作笑话，就是将鲁迅的意思理解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就“更其要不得了”。然而，这两篇讲演的论题，即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鲁迅以为对于当时的文坛“确是紧要”的，不可就此放弃，“还想改作一遍”。这一删削与改作的决定，充分体现了鲁迅的严谨与认真。

作为一名文化战线上的英勇战士，鲁迅从来都注意把主要进攻力量对准主要敌手，而不随意消耗自己的战斗力。因此，鲁迅在寄上鹤西先生的 《关于红的笑》一文时，嘱咐杨霁云： “不必重抄，只要用印本付排就好了，这种口角文字，犯不上为它费工夫。”对于鹤西先生的不光明磊落，嗤之以鼻足矣。

在信中，鲁迅深刻地指出：“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敌人来自正面，显而易见，战斗者对他们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而所谓“战友”则来自身后，战斗者往往对此毫无戒备，因而“防不胜防”。这是鲁迅多年来在困难环境下进行战斗的深有感触的总结，表达了鲁迅内心对自己阵营内部搞宗派、闹分裂的不团结现象的切肤之痛。鲁迅一贯主张同一阵营的战友紧密团结，把斗争的矛头毫无偏差地对准穷凶极恶的敌人。然而当时左翼阵营出现的一些现象，令鲁迅感到忧虑和不满。1934年8月间，因鲁迅的 《答曹聚仁先生的信》 与杨邨人的 《赤区归来记》同时发表在《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上，田汉不仔细研究具体情况，就匆匆化名绍伯，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调和》一文，指责鲁迅“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讽刺鲁迅与叛徒搞调和。鲁迅对此事极为反感，同是左联成员，同是一个阵营的战友，却从背后刺来一刀，使鲁迅“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类似这样的情况，左翼阵营内部还时有发生，所以当时的鲁迅在与敌人战斗时情形极为艰难、复杂：“为了防后方”、“就得横站”，而这样的结果，一是“不能正对敌人”，向敌人进攻就不能更直接，更有力;二是这样“瞻前顾后，格外费力”，对敌人攻击的力量就不能更集中更猛烈。特别在“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的恐怖形势下，外敌凶残，内部再生争斗，岂不更糟?若把这些气力“用在正经事上，成绩可以好得多。”为此，鲁迅深感愤慨，深感痛惜。这种现象出在三十年代斗争形势错综复杂的中国，发生在几次受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和影响下的进步文化阵营内，是并不奇怪的，但应该引起深刻的注意和教训。鲁迅的愤慨，正是宏亮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