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秋兄：

八月廿六日的信早收到，而且给我美丽的画片，非常感谢。记得两个月以前罢，曾经很简单的写了几句寄上，现看来信，好象并未收到。

我至今没有离开上海，非为别的，只因为病状时好时坏，不能离开医生。现在还是常常发热，不知道何时可以见好，或者不救。北方我很爱住，但冬天气候干燥寒冷，于肺不宜，所以不能去。此外，也想不出相宜的地方，出国有种种困难，国内呢，处处荆天棘地。

上海不但天气不佳，文气也不象样。我的那篇文章中，所举的还不过很少的一点。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惟以嗡嗡营营为能事。如徐懋庸，他横暴到忘其所以，竟用“实际解决”来恐吓我了，则对于别的青年，可想而知。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倘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现在他们在利用 “小报”给我损害，可见其没出息。

珂勒惠支的画集只印了一百本，病中装成，不久，便取尽，卖完了，所以目前无法寄奉。近日文化生活出版社方谋用铜版复制，年内当可出书，那时当寄上。

静农在夏间过沪回家，从此便无消息，兄知其近况否?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树 上九月十五日

令夫人令郎均吉。

【析】 王冶秋，即王野秋，安徽霍丘人，文化工作者。曾编辑《鲁迅序跋集》，著有《辛亥革命前的鲁迅先生》 等。1935年，他在天津以“上海新亚图书公司” 名义自费出版 《唐代文学史》，与鲁迅开始联系。1936年秋他失业在家。他是与鲁迅联系比较密切的作家和文物工作者之一。《鲁迅书信集》收有鲁迅致他的信10封。这是鲁迅在逝世前一月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

鉴赏这封书简，可以跟两个月前即7月11日鲁迅给王冶秋所写的另一封信联系起来分析。鲁迅在那封信里主要谈自己的病情，说收到 《序跋集》稿时，“我已经连文章也无力看了，字更不会写”，“其间几乎要死”，可见病情之严重。但不久意外地有了好转，故想“转地疗养”。鲁迅在信中设想，去青岛易被人认识，不宜;烟台每日气候变化太多，也不好;故他想到日本去，尤其想去长崎，因为那儿离东京较远，知道的人也少，可以安静些。等等。

8月26日，王冶秋给鲁迅写信，并送他美丽的画片，但信中并未提及转地疗养的事，因此，鲁迅在这封信中猜测王冶秋似乎并没有收到他7月11日寄去的信。唯其如此，这封信的第二段，先着重谈自己的健康问题。他告诉王冶秋，自己的“病状时好时坏，不能离开医生”，“现在还是常常发热，不知道何时可以见好，或者不救”，足见他已预感到病情随时有恶化的可能。同时，对上次信中提到的转地疗养与出国疗养的事，已不再重提，而是根据新的情况作了否定，认为去北方“于肺不宜”，而 “出国有种种困难”，国内则 “处处荆天棘地”。这就预示着他必须在国内带着重病，独立支撑，坚持战斗，直到最后停止呼吸为止。

不过，当时对鲁迅刺激和打击最大的，并非肺病，而是人为造成的因素，即这封信第三段所说的“一种文学家” 们。 他们常常 “专用造谣，恫吓， 播弄手段张网”，“惟 以嗡嗡营营为能事。”尤其是徐懋庸，“横暴到忘其所以”，还以“实际解决”来恐吓，令人难以容忍。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因此，鲁迅不得不在病中写了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一文，给以猛烈抨击与枇驳。当时，鲁迅在白色恐怖下处境艰难，对 “左联”某些内情不很清楚，而一度作为负责人的徐懋庸，也没有把“左联”内部情况及时告知鲁迅，因此，鲁迅由此产生对他们的深深不满和愤慨是可以理解的。“我病倘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短短几句，斩钉截铁，义正辞严，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溢于言表。

信的末尾还谈了出画集的事和台静农的事。

这是一封政治性较强的信，第三段更是全信的重点，深刻揭露当时类似徐懋庸那样的一些所谓 “文学家”追名逐利、勾心斗角，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攻击革命进步作家的卑劣行径。全信爱憎褒贬感情鲜明，语言朴素自然，重点突出，文字洗炼，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充分显示鲁迅文风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