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便推托拖延得太长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

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天才究竟有没有?也许有着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倘使据了见闻，就可以说没有; 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山，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举出几样来说：

其一就是“整理国故”。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

其一是“崇拜创作”。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这和要求天才的步调很相合，其实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许多人对于托尔斯泰，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奇的名字，已经厌听了，然而他们的著作，有什么译到中国来?眼光囚在一国里，听谈彼得和约翰就生厌，定须张三李四才行，于是创作家出来了，从实说，好的也离不了刺取点外国作品的技术和神情，文笔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赶不上翻译品，甚者还要加上些传统思想，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而读者却已为他所牢笼了，于是眼界便渐渐的狭小，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作者和读者互相为因果，排斥异流，抬上国粹，那里会有天才产生? 即使产生了，也活不下去的。

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

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评。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由来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可惜他们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像批评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到后来，连并非批评家也这样叫喊了，他是听来的。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也可以萎死的。我亲见几个作者，都被他们骂得寒噤了。那些作者大约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着。

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 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我以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说幼稚的话，只为自己要说而说，说出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以文艺来消闲，说来似乎有些可笑，但究竟较胜于戕贼他。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报酬，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赏鉴，正不必花卉自身，这才心旷神怡的——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说。

【析】 这是一篇演讲辞，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这篇讲演辞最先发表在1924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刊》第一期。将近一年之后，《北京副刊》第21号加以转载时，鲁迅在文前加了一段小引： “伏园兄：今天看看正月间师大附中的演讲;其生命似乎确乎尚在，所以校正寄奉，以备转载。”由此可见，演讲辞具有普遍的针对性，即针对着当时文化界盛行一种“整理国故” 的复古主义倾向。胡适曾在1919年底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 “整理国故”的口号，此前，他还提出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显然是要引导青年埋头于故纸堆中，脱离现实斗争。这些主张在当时曾产生过较大的不良影响，从文艺方面来说，当时也存在一种轻视翻译的现象，认为创作的作品更为重要。这种主张虽然也有一些道理，但在当时提出，却有害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因为新文学的兴起，毕竟只有几年，还需要多方吸取营养，加以借鉴。而重创作，轻翻译，实际是对幼稚的新文学断乳。从文学批评来讲，也有一种极苛刻的现象。这种批评不顾新文学的实际情况，从一个理想的范式出发，去责备新文学运动没有产生天才。这种“恶意的批评家”实际上是在新文艺“嫩苗的地上驰马”，对新文学的发展是十分有害的。这诸种涉及到中国文化思想和文艺界的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引起了鲁迅的重视，因此在演讲中加以批评。

文章的中心意旨是在提倡要做 “培养天才的泥土”。因为天才的花朵必须在这“培养天才的泥土”里才能长成。从这里出发，文章分为三个大的结构层次。首先针对当时文艺界的普遍呼声，针锋相对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天才，“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了生长的民众”，然后进一步，阐述天才和民众的关系：“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指出了天才和民众的血肉联系，表达了深刻的见解;第二大部分，是以中国现在社会不能产生天才方面着眼，批评“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指出这些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紧接着举出三例加以批评。一是批评“整理国故”的思潮的危害在于“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这是荒谬绝伦的。二是批评“崇拜创作”。指出这种要求的实质“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鲁迅在1932年12月写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中，回顾“五四”前后中国对俄国文学的介绍后说： “于是遭到了文人学士的讨伐……有的比创作为处女，说翻译不过是媒婆，而重译尤令人讨厌。”郭沫若在1921年2月《民铎》发表的致李石岑的信中说：“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 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但他也是重视翻译的，自己也译介了不少外国文学名著。鲁迅所批评的是当时文坛上的这种风气。第三批评那批“恶意的批评家”，指出其行为是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这种种的现象，实际上都无助于天才的产生，并且在摧残着产生天才的泥土，指出其危害正在于“釜底抽薪”，没有这种泥土，当然也就不能产生天才。最后一部分回到主旨，提倡大家都来做“培养天才的泥土”，以为将来产生天才准备好温床。而要做好这泥土也并不容易，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 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 文章的三大部分各有侧重，最终融为一体，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演讲辞是面对听众而讲的，要求能解答听众最感兴趣的问题，或就最引人关注的问题谈出自己的看法。这篇文章集中谈的就是这样的问题。一是有针对性，二是谈得不枝不蔓，容易抓住听众的注意力。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强的。这当然来源于作者深刻的思想和表达的逻辑力量。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针对现状提出问题：提出自己的天才观，并举出有力的论据加以证明;第二部分是批评有碍于“天才的成长”的各种论调，以一针见血的方式指出其危害之所在;最后讲要有天才，得先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并指出做泥土的条件和做泥土的困难——然而也是“伟大的地方”，“也是有大希望的地方”。围绕中心，层次深入，说理透彻，使人不得不为作者论证的严密和由此产生的逻辑力量所折服。本文讲究语言的生动形象，明白晓畅，善用比喻来说明问题。如用花木与泥土的关系来比喻天才和民众的关系。用“在嫩苗的地上驰马”来比喻批评家对于作品的恶意批评。还应指出的是，文中的语言还显得幽默，诙谐有趣。如举拿破仑过Alps山的例子后说：“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活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又如说，“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等等，既生动形象，贴切有力，又诙谐有趣，既形象生动地说明了问题，又使演说更加幽默，有趣，更容易吸引听众注意，活跃演讲的气氛，强化演讲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