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回已经说过 “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 的话了; 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见，便再写在下面：

我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我们只要留心译本上的序跋，以及各样对于外国事情的批评议论，便能发见我们和别人的思想中间，的确还隔着几重铁壁。他们是说家庭问题的，我们却以为他鼓吹打仗;他们是写社会缺点的，我们却说他讲笑话;他们以为好的，我们说来却是坏的。若再留心看看别国的国民性格，国民文学，再翻一本文人的评传，便更能明白别国著作里写出的性情，作者的思想，几乎全不是中国所有。所以不会了解，不会同情，不会感应;甚至彼我间的是非爱憎，也免不了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

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会相干。

几位读者怕要生气，说，“中国时常有将性命去殉他主义的人，中华民国以来，也因为主义上死了多少烈士，你何以一笔抹杀?吓!”这话也是真的。我们从旧的外来思想说罢，六朝的确有许多焚身的和尚，唐朝也有过砍下臂膊布施无赖的和尚;从新的说罢，自然也有过几个人的。然而与中国历史，仍不相干。因为历史结帐，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帐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

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

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与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 “圣武”，便好看了。

古时候，秦始皇帝很阔气，刘邦和项羽都看见了;邦说，“嗟乎! 大丈夫当如此也!”羽说，“彼可取而代也!” 羽要 “取” 什么呢? 便是取邦所说的 “如此”。“如此”的程度，虽有不同，可是谁也想取; 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所有“彼”与“丈夫”的心中，便都是这 “圣武”的产生所，受纳所。

何谓“如此”?说起来话长; 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 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大丈夫“如此”之后，欲望没有衰，身体却疲敝了;而且觉得暗中有一个黑影——死——到了身边了。于是无法，只好求神仙。这在中国，也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求了一通神仙，终于没有见，忽然有些疑惑了。于是要造坟，来保存死尸，想用自己的尸体，永远占据着一块地面。这在中国，也要算一种没奈何的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我们这单有“我”，单想“取彼”，单要由我喝尽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的思想界上，实没有插足的余地。

因此，只须防那“来了”便够了。看看别国，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

【析】 这篇随感录作于1919年，发表在1919年5月15日出版的 《新青年》 第6卷第5号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署名唐俟。同期发表的还有 《五十六“来了”》、《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五十八 人心很古》 三篇及小说 《药》。

这篇随感录以《“圣武”》为题，指斥了中国人对革命的麻木，任凭封建军阀的宰割而不知为了正义和真理奋起反抗，用热血浇灭军阀混战的烽烟，用自己的骨肉铸起民主、富强的长城，以及大小丈夫们的“最高理想”——“纯粹的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中国也有六朝焚身的和尚，唐朝为求布施无赖砍下胳膊的和尚。即使出了一个谭嗣同、陈天华也并不代表历史，且还不一定为民众所理解。于是中国形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心态：强权暴力来了，人们一是躲避，二是顺受。鲁迅用了一个形象的话来概括，就是“来了”! 在中国历史上，老百姓始终就像躲兵荒一样，挣扎在生命线上。因此就像小说里的一样，张作霖的奉军进关了，在枪烟与炮火中，人们一声 “来了”，便向南跑; 张勋的辫子军荷枪实弹地卷土重来，于是人们又是一声 “来了”，便向北跑。如是往复，便成了中国历史的主体。由此也构成了中国统治者的最高准则，抢得天下便是王。抢天下则靠的是刀与火，也就是“来了”，即 “圣武”。因而一部中国历史竟被这“圣武”的业绩淹没了，再也没有其他什么民主科学了，实在是莫大的悲哀。故作者开篇就用冷峻的笔触写道：“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激愤激溢于言表。中国虽有五千年文明，文艺复兴却发祥在意大利，工业革命孕育于英国，十月革命诞生在俄国;而八国联军却开到了北京，圆明园只留下了几根悲壮的石柱。辛亥革命只打倒了一个皇帝，改了一个年号，留下了临时大总统、总理、执政的名词术语。因而作者渴望着，期待着，总有一天打破这“来了”——“圣武”统治的历史，像别国的人民一样，成为有主义的人民，用 “骨肉碰钝了锋刃”，抗拒这 “来了” 的到来。

这时，鲁迅还只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因此他仍处于苦闷的探索战斗中。客观上，十月革命的炮声刚刚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诞生，他渴望、憧憬着中国来场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创造一个新中国，处于五四前夜的鲁迅，因而只能像《药》中一样，在夏瑜的坟前安放一个花环，留下光明的尾巴。因此，本文中他只能渴望和憧憬，透过十月革命看到中国前途的一线曙光。因而鲁迅在结尾写道：“曙光在头上，不抬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

文章以“圣武”为题，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体现了鲁迅杂文的一贯风格。这种运用反语的辛辣讽刺，比比皆是，如“中国时常有将性命去殉他主义的人……”等，把那些封建卫道者的丑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行文看，全篇文笔犀利尖刻。以“圣武”为题，从“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入手，将封建卫道者们自豪的“国粹”一一抖落出来，公诸于众，进而赞颂别国 “有主义的人民”，在严密的论证中，糟粕和精华自然分野，破立有机融合，表现了作者精湛的论证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