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五四”运动兴起之后，许多抱残守缺的冬烘先生仍旧顽固地抓住封建文学不放，还美其名曰“保护国粹”、“昌明国学”。其实，只不过是为反对新文学而使出的花招而已。当时的上海滩上就不乏这种人物，而以鸳鸯蝴蝶派为主要代表。这一派有个写小说的作家叫李涵秋的，就在上海《时报》上发表一篇《文字感想》来反对新文学，鲁迅当即予以有力的回击，写下这篇文章。那些先生往往以“国学家”自居，又要“保存国粹”，想必是精于此道深通国学的行家，殊不知恰恰在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来。文且未亨，还谈什么昌明国粹呢?

李涵秋便是这类所谓 “国学家”，鲁迅端出他那“艰深”的国学，一下子就揭了老底。李氏文中有这么一段话： “新学家薄国学为不足道故为钩辀格磔之文以震其艰深也一读之欲呕再读之昏昏睡去矣”。所谓“以震其艰深”，确实艰深得令人费解。他蔑称新文学用“钩辀格磔”(鹧鸪的叫声)之文，就说鹧鸪的叫声吧，本无所谓“艰深”与否，“闻鹧鸪而呕者，世故无之”;“昏昏睡去”更是耸人听闻之言。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呕吐的原因决不在乎别人文章的‘艰深’，是在乎自己的身体里的，大约因为‘国学’积蓄得太多，笔不及写，所以涌出来了罢。”李涵秋为了卖弄自己的“艰深”，而说新文学如鹧鸪鸣叫 “以震其艰深”，结果是“震”到了自己头上。“艰深” 既然可以 “震”于世，更见作者行文的特别“艰深”。保存国粹乎?昌明国学乎?“以震其艰深”乎?大概都莫名其妙。还是鲁迅说得好，“如此 ‘国学’ 虽不艰深，却是恶作”。“新学家既 ‘薄而不足道’，国学家又道而不能亨”，国学 “真要道尽途穷了”。呜呼!

当年，新文学与旧文学之争，除了思想内容上的对立之外，主要就是白话与文言问题上的斗争。维护封建文学的国粹派，死死抱住文言不放，攻击新文学是“京津稗贩”、“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他们摆出一副架势，妄图苟延残喘，却不知道文言文的气数已尽，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何说这些“国学家”实在并不高明，写起八股来往往破绽百出，还要装模作样以维持残局，真是可笑而又可怜。他们这样做，只不过加快“国学”的寿终正寝罢了。李涵秋如此，章士钊如此，林纾也是如此。

此文看似平和，实际上尖锐辛辣，一击而中要害，三言两语就打得攻击者哑口无言。无论他怎样咬文嚼字，并没有表现出有多少本领，倒反而暴露出根底甚差。提倡 “国学”者古文并不高明，“国学” 的叫卖更没了市场，勇士们只好偃旗息鼓逃之夭夭了。俗话说，打蛇要打三寸。鲁迅深明于此，故能看准目标，给以致命的一击，令对手再也动弹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