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看司徒乔君的画》写于1928年3月14日，是鲁迅为司徒乔在上海举行“乔小画室春季展览会”目录写的序言。后载4月2日 《语丝》周刊第4卷第14期。

司徒乔是鲁迅颇喜欢的青年画家。1926年6月鲁迅在北京中央公园观看他的画展时，曾买他的二幅作品，一幅就是杂文中提到的炭笔素描 《四个警察一个○》，画的是“一间施粥厂门前，突然有四个全副武装的警察，高举着棍棒，手推脚踢把一个拖着两个孩子的孕妇扑打出来。”画题中的“○”代表那被打的孕妇。另一幅是水彩画《馒店门前》，画的是“一个半裸着的瘦削老人，在初冬的早晨，走过馒头店门前，刚出笼的馒头热气腾腾，面香扑鼻，但饥饿着的老人却只好背过脸朝着深深的胡同走去”。(司徒乔《鲁迅先生买去的画》)《四个警察一个○》这幅画，鲁迅把它挂在自己的工作室“老虎尾巴”东壁藤野先生的照片旁边。以后鲁迅与司徒乔时有往来。司徒乔还到鲁迅住处为鲁迅画速写像。1928年3月13日午后，鲁迅与许广平一起“往司徒乔寓所观其所作画”，14日，就写了这篇《看司徒乔君的画》。

鲁迅喜欢司徒乔的画，是因为他的画反映劳苦人民的生活，表达向往光明的强烈愿望，具有现实性和战斗性。这个观点也就是贯串文章始终的中心论点。但鲁迅并不是在写一般性的艺术评论，他是用“文艺性的论文” ——兼有文学性和评论性的杂文在评价司徒乔的绘画作品，因而在写作手法上呈现出如下特色：以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议，抓住绘画特有的色彩对比来立论。

文章一开始便叙述了司徒乔画作在题材和内容上的特色： “终日在画古庙，土山，破屋，穷人，乞丐……”这些画面都是旧中国现实社会的真实反映，下层穷苦人民不幸生活的真实写照。但画家并不是自然主义地照抄生活，而是在画面上透露出鲜明的理想色彩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一切都成土色”的“黄埃漫天的人间”，却突出了 “深红和绀碧的栋宇，白石的栏干，金的佛像，肥厚的棉袄，紫糖色脸，深而多的脸上的皱纹……凡这些，都在表示人们对于天然并不降服，还在争斗。”鲁迅认为这正是司徒乔绘画作品最大的特色和长处。

接着，文章进一步以司徒乔一幅《耶稣基督》的画为例，说明画家以 “固有的明丽，照破黄埃”，从而“表示了中国人的这样的对于天然的倔强的魂灵”。《耶稣基督》这幅画的画面上画着受难的基督，有一天使在吻着基督的荆冠。但鲁迅对画家关于吻基督荆冠的女性是天使的回答不能满足，因为在鲁迅看来，这是有象征意义的。是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的一种象征。司徒乔后来在《忆鲁迅先生》中说：“他也到过我那巴掌般大的乔小画室看画，为我的展览写文章。当我画那天使吻着耶稣的荆冠时，心里无非是对那些为人民献出自己生命的殉难者表示景仰和悼念;但鲁迅先生却说： ‘那是胜利’……这篇文章给我的启示极大。我在当时，由于看不见人民的力量，胜利的观念是薄弱的，先生却一语点醒。”鲁迅写这篇文章时，正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不久，革命正处在低潮时期，鲁迅不仅要求艺术家们要正面描绘黑暗的现实(黄埃)，更肯定和鼓励他们去正面反映与黑暗现实的“争斗”，以及斗争后的“胜利”。这正是鲁迅推崇司徒乔画作的缘由，也表现了鲁迅先生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杂文的第三部分，鲁迅又进一步把司徒乔那些表现“爽朗的江浙风景，热烈的广东风景”的画作与他的“北方风景”画在色彩上加以对比，指出自己更欢喜看有着一片“黄埃”的后者。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因为后者接近中国的现实，也更富于战斗性，更能显露出画家鲜明的艺术个性。

文章在最后满怀深情地预言，中国的将来应当是“明丽” 的：

“中国全土必须沟通。倘将来不至于割据，则青年的背着历史而竭力拂去黄埃的中国彩色……”

这就赋予画面上的色彩以象征意义，从而也就从评价司徒乔画作生发引申开去，含蓄而鲜明地表达了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漫天的黄埃一定会被拂去，明丽的颜色将铺满全中国的大地。而这个历史使命将由青年们去完成，“旧貌换新颜”，这是当代青年们的首要任务。杂文的中心思想在此得到了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