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 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

上海当然也不会不在这例子里。巡警不进帮，小贩虽自有小资本，但倘不另寻一个流氓来做债主，付以重利，就很难立足。到去年，在文艺界上，竟也出现了“拜老头” 的 “文学家”。

但这不过是一个最露骨的事实。其实是，即使并非帮友，他们所谓“文艺家”的许多人，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虽然所标的口号，种种不同，艺术至上主义呀，国粹主义呀，民族主义呀，为人类的艺术呀，但这仅如巡警手里拿着前膛枪或后膛枪，来福枪，毛瑟枪的不同，那终极的目的却只一个：就是打死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亦即 “反革命”，或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宠犬派文学之中，锣鼓敲得最起劲的，是所谓“民族主义文学”。但比起侦探，巡捕，刽子手们的显著的勋劳来，却还有很多的逊色。这缘故，就因为他们还只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没有流氓的剽悍，不过是飘飘荡荡的流尸。然而这又正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所以保持其 “宠” 的。

翻一本他们的刊物来看罢，先前标榜过各种主义的各种人，居然凑合在一起了。这是“民族主义”的巨人的手，将他们抓过来的么?并不，这些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来了。

这“叫”和“恶臭”有能够较为远闻的特色，于帝国主义是有益的，这叫做“为王前驱”，所以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

二

但上文所说的风浪是什么呢? 这是因无产阶级的勃兴而卷起的小风浪。先前的有些所谓文艺家，本未尝没有半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觉得自身的溃败，于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种种美名来掩饰，曰高逸，曰放达(用新式话来说就是“颓废”)，画的是裸女，静物，死，写的是花月，圣地，失眠，酒，女人。一到旧社会的崩溃愈加分明，阶级的斗争愈加锋利的时候，他们也就看见了自己的死敌，将创造新的文化，一扫旧来的污秽的无产阶级，并且觉到了自己就是这污秽，将与在上的统治者同其运命，于是就必然漂集于为帝国主义所宰制的民族中的顺民所竖起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之下，来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后的挣扎了。

所以，虽然是杂碎的流尸，那目标却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样，用一切手段，来压迫无产阶级，以苟延残喘。不过究竟是杂碎，而且多带着先前剩下的皮毛，所以自从发出宣言以来，看不见一点鲜明的作品，宣言是一小群杂碎胡乱凑成的杂碎，不足为据的。

但在《前锋月刊》第五号上，却给了我们一篇明白的作品，据编辑者说，这是“参加讨伐阎冯军事的实际描写”。描写军事的小说并不足奇，奇特的是这位“青年军人”的作者所自述的在战场上的心绪，这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的自画像，极有郑重引用的价值的——

“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那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剌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 (黄震遐 《陇海线上》)

原来中国军阀的混战，从“青年军人”，从“民族主义文学者”看来，是并非驱同国人民互相残杀，却是外国人在打别一外国人，两个国度，两个民族，在战地上一到夜里，自己就飘飘然觉得皮色变白，鼻梁加高，成为腊丁民族的战士，站在野蛮的菲洲了。那就无怪乎看得周围的老百姓都是敌人，要一个一个的打死。法国人对于菲洲的阿剌伯人，就民族主义而论，原是不必爱惜的。仅仅这一节，大一点，则说明了中国军阀为什么做了帝国主义的爪牙，来毒害屠杀中国的人民，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以为是“法国的客军”的缘故;小一点，就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为什么倒称“民族主义”，来朦混读者，那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有时好像腊丁民族，条顿民族了的缘故。

三

黄震遐先生写得如此坦白，所说的心境当然是真实的，不过据他小说中所显示的智识推测起来，却还有并非不知而故意不说的一点讳饰。这，是他将“法国的安南兵”含糊的改作“法国的客军”了，因此就较远于“实际描写”，而且也招来了上节所说的是非。

但作者是聪明的，他听过“友人傅彦长君平时许多谈论……许多地方不可讳地是受了他的熏陶”，并且考据中外史传之后，接着又写了一篇较切“民族主义”这个题目的剧诗，这回不用法兰西人了，是《黄人之血》( 《前锋月刊》七号)。

这剧诗的事迹，是黄色人种的西征，主将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元帅，真正的黄色种。所征的是欧洲，其实专在斡罗斯(俄罗斯)——这是作者的目标;联军的构成是汉，鞑靼，女真，契丹人——这是作者的计划;一路胜下去，可惜后来四种人不知“友谊”的要紧和“团结的力量”，自相残杀，竟为白种武士所乘了——这是作者的讽喻，也是作者的悲哀。

但我们且看这黄色军的威猛和恶辣罢——

…………

恐怖呀，煎着尸体的沸油;

可怕呀，遍地的腐骸如何凶丑;

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

美人螓首变成狞猛的髑髅;

野兽般的生番在故宫里蛮争恶斗;

十字军战士的脸上充满了哀愁;

千年的棺材泄出它凶秽的恶臭;

铁蹄践着断骨，骆驼的鸣声变成怪吼;

上帝已逃，魔鬼扬起了火鞭复仇;

黄祸来了! 黄祸来了!

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

这德皇威廉因为要鼓吹“德国德国，高于一切”而大叫的“黄祸”，这一张“亚细亚勇士们张大”的“吃人的血口”，我们的诗人却是对着“斡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无产阶级的模范——这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目标;但究竟因为是殖民地顺民的“民族主义文学”，所以我们的诗人所奉为首领的，是蒙古人拔都，不是中华人赵构，张开“吃人的血口”的是“亚细亚勇士们”，不是中国勇士们，所希望的是拔都的统驭之下的“友谊”，不是各民族间的平等的友爱——这就是露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但也是青年军人的作者的悲哀。

四

拔都死了;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日本的勇士们虽然也痛恨苏俄，但也不爱抚中华的勇士，大唱“日支亲善”虽然也和主张“友谊”一致，但事实又和口头不符，从中国“民族主义文学者”的立场上，在已觉得悲哀，对他加以讽喻，原是势所必至，不足诧异的。

果然，诗人的悲哀的豫感好像证实了，而且还坏得远。当“扬起火鞭”焚烧“斡罗斯”将要开头的时候，就像拔都那时的结局一样，朝鲜人乱杀中国人，日本人“张大吃人的血口”，吞了东三省了。莫非他们因为未受傅彦长先生的熏陶，不知“团结的力量”之重要，竟将中国的 “勇士们”也看成菲洲的阿剌伯人了吗?!

五

这实在是一个大打击。军人的作者还未喊出他勇壮的声音，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是“民族主义”旗下的报章上所载的小勇士们的愤激和绝望。这也是势所必至，无足诧异的。理想和现实本来易于冲突，理想时已经含了悲哀，现实起来当然就会绝望。于是小勇士们要打仗了——

战啊，下个最后的决心，

杀尽我们的敌人，

你看敌人的枪炮都响了，

快上前，把我们的肉体筑一座长城。

雷电在头上咆哮，

浪涛在脚下吼叫，

热血在心头燃烧，

我们向前线奔跑。

(苏凤： 《战歌》。《民国日报》载。)

不，去把仇人杀尽。

(甘豫庆：《去上战场去》。《申报》载。)

看同胞们的尸体挂起来了。

(邵冠华： 《醒起来罢同胞》。同上。)

这些诗里很明显的是作者都知道没有武器，所以只好用 “肉体”，用 “纯爱的精灵”，用“尸体”。这正是《黄人之血》的作者的先前的悲哀，而所以要追随拔都元帅之后，主张“友谊”的缘故。武器是主子那里买来的，无产者已都是自己的敌人，倘主子又不谅其衷，要加以“惩膺”，那么，惟一的路也实在只有一个死了——

我们是初训练的一队，

有坚卓的志愿，

在沸腾的热血，

来扫除强暴的歹类。

同胞们，亲爱的同胞们，

快起来准备去战，

快起来奋斗，

战死是我们生路。

(沙珊： 《学生军》。同上。)

一群是发扬踔厉，一群是慷慨悲歌，写写固然无妨，但倘若真要这样，却未免太不懂得 “民族主义文学”的精义了，然而，却也尽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

六

《前锋月刊》上用大号字题目的《黄人之血》的作者黄震遐诗人，不是早已告诉我们过理想的元帅拔都了吗?这诗人受过傅彦长先生的熏陶，查过中外的史传，还知道“中世纪的东欧是三种思想的冲突点”，岂就会偏不知道赵家末叶的中国，是蒙古人的淫掠场?拔都元帅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国时，所至淫掠妇女，焚烧庐舍，到山东曲阜看见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着骂道：“说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的，不就是你吗?”夹脸就给他一箭。这是宋人的笔记里垂涕而道的，正如现在常见于报章上的流泪文章一样。黄诗人所描写的 “斡罗斯”那“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那些妙文，其实就是那时出现于中国的情形。但一到他的孙子，他们不就携手“西征”了吗?现在日本兵“东征”了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的 “西征” 的第一步，“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的开场。不过先得在中国咬一口。因为那时成吉思皇帝也像对于“斡罗斯”一样，先使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赶他打仗，并非用了“友谊”，送柬贴来敦请的。所以，这沈阳事件，不但和“民族主义文学”毫无冲突，而且还实现了他们的理想境，倘若不明这精义，要去硬送头颅，使“亚细亚勇士”减少，那实在是很可惜的。

那么，“民族主义文学”无须有那些呜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调子吗?谨对曰：要有的，他们也一定有的。否则不抵抗主义，城下之盟，断送土地这些勾当，在沉静中就显得更加露骨。必须痛哭怒号，摩拳擦掌，令人被这扰攘嘈杂所惑乱，闻悲歌而泪垂，听壮歌而愤泄，于是那“东征”即“西征”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隐隐的跨过去了。落葬的行列里有悲哀的哭声，有壮大的军乐，那任务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热闹来掩过了这“死”，给大家接着就得到“忘却”。现在“民族主义文学”的发扬踔厉，或慷慨悲歌的文章，便是正在尽着同一的任务的。

但这之后，“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就更加接近了他的哀愁。因为有一个问题，更加临近，就是将来主子是否不至于再蹈拔都元帅的覆辙，肯信用而且优待忠勇的奴才，不，勇士们呢?这实在是一个很要紧，很可怕的问题，是主子和奴才能否 “同存共荣” 的大关键。

历史告诉我们：不能的。这，正如连“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已经知道一样，不会有这一回事。他们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

【析】为配合反革命的军事“围剿”的需要，国民党纠集了一批军官、特务、流氓和无耻文人，如王平陵、朱应鹏、黄震遐等人组成了法西斯的文学团体“民族主义文学”派，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实施了一次继“新月派”之后更为露骨的反革命的文化 “围剿”。

“民族主义文学” 派曾先后出版了 《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刊物，并于1930年6月发表了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他们气势汹汹叫嚷要突破“新文艺的危机”，努力于 “中心意识的形成”，而所谓的“中心意识”、“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实际上，他们鼓吹的“民族主义”，只不过是“现代德意志的表现主义”、“意大利的未来主义”、“俄罗斯的原始主义”、“法兰西的纯粹主义”的大拼盘。说到底，就是要用法西斯、帝国主义的货色来冒充真正体现民族利益的民族主义，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效劳。

面对甚嚣尘上的反动的文艺黑浪，无产阶级作家奋起还击。茅盾在《“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中，根据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 来剖析其理论的实质：“他们的所谓 ‘民族’ 实在只是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代表了 ‘民族’，所以他们所谓 ‘民族的利益’，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并具体论证了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不过是统治阶级欺骗工农的手段; 在革命与反革命尖锐斗争的时期，它 “不得不迅速地法西斯蒂化”。瞿秋白在《屠夫文学》、《青年的九月》等文中一针见血地戳穿了“民族主义文学”的阶级实质：“帝国主义的列强和中国各地方各派各系的绅商需要战争，需要势力范围……中国绅商就定做一批鼓吹战争的小说，定做一种鼓吹杀人放火的文学。这叫做民族主义的文学”。而鲁迅的这篇《“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则是全面而深刻地揭露了 “民族主义文学”“永含着恋主的哀愁”、甘为“宠犬”、“为王前驱”的真面目，指出他们“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

鲁迅的杂文，是作为一种革命的思想武器、文艺武器而出现的，它深刻地解剖和批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猛烈攻击反动的政治势力及其在文化意识方面的爪牙，同时教育和动员群众起来抗争，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一文中，鲁迅一开始即犀利地撕开了 “民族主义文学” 家们的脸皮，指出 “这些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虽然所标的口号，种种不同”，“但这仅如巡警手里拿着前膛枪或后膛枪，来福枪，毛瑟枪的不同，那终极的目的却只一个： 就是打死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仅有些不平的人民”，因此他们“是殖民地上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宠犬的任务便是“和主人一样，用一切手段，来压迫无产阶级，以苟延残喘”。在这里，鲁迅运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一部分流氓文人由“为艺术而艺术”转向在政治上公开投靠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必然性。

接着，鲁迅引用了“民族主义文学”家们的一些代表作品，尤其是黄震遐的《陇海线上》和剧诗《黄人之血》以为典型，鞭辟入里地进行解剖，让读者看清他们灵魂深处最黑暗最肮脏的货色。

《陇海线上》讴歌“法国的客军”在非洲沙漠里屠杀阿拉伯人。似乎只要一吹嘘侵略者和屠杀者的功业，“自己就飘飘然觉得皮色变白，鼻梁加高，成为腊丁民族的战士了”。鲁迅愤怒地揭露道：“中国的 ‘民族主义文学家’ 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为什么倒称‘民族主义’，来朦混读者，那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有时好像腊丁民族，条顿民族了的缘故。”由此可见，所谓的“民族主义文学”，实际上是提倡出卖民族的文学;那些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实际上皮肉之间浸透了帝国主义主子注射进去的奴性。

《黄人之血》讴歌的是黄色人种的西征，似乎只是历史题材。作品淋漓地描写了这黄色军的威猛和恶辣，哀叹黄色联军不知友谊的要紧和团结的力量，自相残杀而终归失败。鲁迅清醒而深刻地指出《黄人之血》完全是借古喻今： 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元帅铁蹄践踏的欧洲，其实专在俄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诗人所奉为首领的，是蒙古人拔都，不是中华人赵构”，“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那时成吉思汗“先使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赶他打仗”，“现在日本兵 ‘东征’ 了东三省，正是 ‘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的 ‘西征’的第一步，‘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 的开场。”至此，“民族主义文学” 家们的鹰犬相已暴露无遗。

不仅如此，“民族主义文学”的出现，也是国民党反动当局加紧执行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卖国政策的结果。它为了掩盖当局的卖国政策，所以充斥着那些呜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调子，“否则不抵抗主义，城下之盟，断送土地这些勾当，在沉静中就显得更加露骨。必须痛哭怒号，摩拳擦掌，令人被这扰攘嘈杂所惑乱，闻悲歌而泪垂，听壮歌而愤泄，于是那 ‘东征’ 即 ‘西征’ 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隐隐的跨过去了。落葬的行列里有悲哀的哭声，有壮大的军乐，那任务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热闹来掩过了这 ‘死’，给大家接着就得到 ‘忘却’”。“民族主义文学”正是这样一种送葬文学，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它却为国民党当局出卖中华民族的罪行唱一曲血腥的赞歌。

纵观全文，鲁迅先生以其蓬勃的革命热情和强烈的爱憎态度挥动着如椽大笔，荡涤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和国民党当局的卖国政策; 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和熟练的解剖技巧操纵着手术刀，肢解着反动的、一仆二主的 “民族主义文学”。既做到了说理透彻，判断正确，理由充足，证据确凿，具有不可抵挡的逻辑力量;又鲜明形象，具体生动，引起共鸣，发人深省，充满着令人荡气回肠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