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捣鬼者自有一套阴谋拳经，不二法门，但又很难公诸于世、公开传授。佛教禅宗的创始人慧能不识文字，他认为佛在心内，心外无佛，对于他们的教义，主张不立文字，不依经卷，只是由师徒口耳相传，心心相印，顿然领悟，故谓之“心传”。以后，故弄玄虚的宋代理学家又借“心传”一词指对圣人心性精义、精微法则的传授。鲁迅从实践中总结出：从历代的反动派到当时的反动统治者、流氓文丐、帮闲帮凶、洋场恶少都很通晓这一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捣鬼妙术，于是为文加以剖析和揭露。

文章开头如天外奇峰，突然飞来，先从中国人的好奇癖，引伸出“天实在不及人之能捣鬼”的感慨。好奇乃是人类的普遍天性，可中国人的好奇癖尤其突出，“爱看古树发光比大麦开花的多”，信谣，传谣，不加分辨地传播耸人听闻、神奇鬼怪的事件，这就为捣鬼者虚造奇闻、歪曲真相、散布流言提供了市场。怪胎畸形是客观存在，是老天，即造化捣鬼的结果，但无论怎么怪，却不能违背人的胚胎生长发育的规律，不会将头生在屁股上，或“两脚之外添出一只脚来”。这就说明，天虽然能捣鬼，但终究受到自然规律的限制，它的本领是有限的，远远不及善于凭空捏造事实，造谣惑众，欺世盗名的阴谋家与诽谤者。

接着从“人的捣鬼，虽胜于天，而实际上本领也有限”引出对“捣鬼精义”的分析阐发，是深刻阐明本文题旨的中心段落。人、天均能捣鬼，人胜于天，是一个对比层次。但人的捣鬼本领是否无限?捣鬼的精微要义是否不可捉摸?鲁迅辩证地指出，捣鬼有术，这是问题的一面，但搞阴谋诡计终究要败露，谣言总要被事实揭穿，这是问题的另一面。捣鬼者深悉其中奥妙，所以“捣鬼精义，在切忌发挥，亦即必须含蓄”。原来，捣鬼的精微要义，就是故弄玄虚，制造假象，用神秘莫测的语言，虚妄荒诞的罪状，对被诬害者横加指责，把他描绘得莫名其妙的恐怖，不可言状的狞恶，以达到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效果。但种种罪状，全系子虚乌有，事实真相，又被重重迷雾遮掩。故捣鬼者最怕对他们编造的谎言与罪状加以发挥，因为一加发挥，势必左右支绌，破绽显露，不能自圆其说，“故不如含蓄之深远”。含含混混，模模胡胡，似有似无，倒反能增强人们的疑心，达到捣鬼的效果。可是，有一利必有一弊，越是含混其词，就越不能说明对方有何罪状，所捣之“鬼”必然面目模胡，捣鬼者的目的也就难以达到。这是文章的又一个对比层次。鲁迅犀利地指出，捣鬼者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既怕所捣的“鬼”分明显露，因而力求含蓄，但含蓄又带来了影响减弱的效果，捣鬼也因此而失败，这就是捣鬼术的两重性。鲁迅对捣鬼精义的辩证分析，真是深入骨髓，击中要害，严密深邃，无懈可击。

举罗两峰《鬼趣图》和晋人笔记中的山中厉鬼为例对照分析，目的是证明全文的中心论点，说明捣鬼精义的奥妙和缺限。罗两峰认真画鬼，被誉为画得“鬼气拂拂”，但其实只是“一个奇瘦，一个矮胖，一个臃肿”，是人的变形，不是“鬼”的现身，不足使人恐怖。这就说明越是使所捣之鬼分明，倒显得并不可怕。相比之下，还是“脸无五官，浑沦如鸡蛋”的山中厉鬼，因为“浑沦得莫名其妙，读者也就怕得莫名其妙了”。两个例证，既紧紧关合题义，语言精练生动，描写简洁传神，真令人拍掌称妙，叹为观止。

文章至此，似乎已经圆满周到，说完题义了，但鲁迅笔锋一转，引伸发挥，又沿着论述捣鬼精义的文章正脉，从历史和现实举例，并过渡到作者要极力抨击的时弊。骆宾王的 《讨武曌檄》 是一篇绝世名文。他雕词琢句，四六对偶，挖空心思地给武则天加上罪名，那“入宫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的名句，暗用了 《离骚》和《战国策》的典故，说尽武则天的狐媚嫉妒，争宠夺爱，不惜陷害他人，可谓骂得既狠毒又巧妙。想不到武则天却对之微微一笑，并叹惜失掉了这样的“宰相奇才”。这固然因为武则天爱贤惜才，但也说明“声罪致讨的明文，那力量往往不如交头接耳的密语，因为一是分明，一是莫测的”。骆宾王远不及“狂飙文豪”高长虹会用捣鬼战术，但高长虹虽然“深得捣鬼正脉”，而结果却终无大效，这是因为鲁迅并没有 “劣迹多端”，而这位当面是 “吾师” 和“先生”，背地是“毒药”和“暗箭”的弟子却是心怀鬼胎，虚声恫赫，大耍其流氓手段罢了。寥寥数语，鲁迅真能以X光照其五脏六腑者也。

文章结尾，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国民党反动派，指出他们把捣鬼术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法宝来欺骗人民。口说有法而不明白切实的说出何法，这是怕人民将他们的言行加以对照而揭穿其谎言。摆出一副莫测高深的威严架子，足以使小百姓望之生畏，心惊胆怕，而故意宣称有治国平天下的妙法却又使幼稚的人们产生希望。这就好比在人民遇到饥荒时不去救灾却装做生病，在连天炮火中不去打仗而却去做诗，故作镇静，装腔作势，放出口风，以假相欺骗人民，这也是深得捣鬼术正宗嫡派的传授的。可是，只要认真思考和分析就能识破捣鬼者的阴谋，明确他们的妙法，“其实不过是毫无方法而已”，一语破的，把当时的统治者欺骗瞒饰人民的谎言和用心，揭露得体无完肤，真情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