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从幽默到正经》全文、注释和赏析
“幽默”一倾于讽刺,失了它的本领且不说,最可怕的是有些人又要来 “讽刺”,来陷害了,倘若堕于“说笑话”,则寿命是可以较为长远,流年也大致顺利的,但愈堕愈近于国货,终将成为洋式徐文长。当提倡国货声中,广告上已有中国的“自造舶来品”,便是一个证据。
而况我实在恐怕法律上不久也就要有规定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明文了。笑笑,原也不能算“非法”的。但不幸东省沦陷,举国骚然,爱国之士竭力搜索失地的原因,结果发见了其一是在青年的爱玩乐,学跳舞。当北海上正在嘻嘻哈哈的溜冰的时候,一个大炸弹抛下来,虽然没有伤人,冰却已经炸了一个大窟窿,不能溜之大吉了。
又不幸而榆关失守,热河吃紧了,有名的文人学士,也就更加吃紧起来,做挽歌的也有,做战歌的也有,讲文德的也有,骂人固然可恶,俏皮也不文明,要大家做正经文章,装正经脸孔,以补“不抵抗主义”之不足。
但人类究竟不能这么沉静,当大敌压境之际,手无寸铁,杀不得敌人,而心里却总是愤怒的,于是他就不免寻求敌人的替代。这时候,笑嘻嘻的可就遭殃了,因为他这时便被叫作: “陈叔宝全无心肝”。所以知机的人,必须也和大家一样哭丧着脸,以免于难。“聪明人不吃眼前亏”,亦古贤之遗教也,然而这时也就“幽默” 归天,“正经” 统一了剩下的全中国。
明白这一节,我们就知道先前为什么无论贞女与淫女,见人时都得不笑不言;现在为什么送葬的女人,无论悲哀与否,在路上定要放声大叫。
这就是“正经”。说出来么,那就是 “刻毒”。
三月二日。
【析】 这篇文章与《从讽刺到幽默》是同日所作,其批判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政客戴季陶所宣扬的假“正经”言论。三十年代初,戴季陶等“王之爪牙”面对不断高涨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感到既惊恐又恼怒。为了压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特别是鲁迅的杂文创作,他们装出一付假正经面孔,大肆宣扬所谓的“文德与文品”。1933年1月,戴季陶就在 《新亚细亚月刊》第五卷一、二期合刊上发表了《文德与文品》一文,说什么 “开口骂人和说俏皮话……都非文明人之所应有。”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特别是鲁迅的杂文进行诬蔑攻击,为了对有害的事物立即给以抗争,鲁迅写下了这篇战斗文章。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的主要特点之一是自然而巧妙地引出敌论。作为《从讽刺到幽默》的姊妹篇,它一开篇便紧承前者篇末所归纳的幽默的两种必然趋势来继续生发议论。在议论中,鲁迅首先指出了幽默的这两种趋势在目前均已受到严重威胁的现实,接着便分析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鲁迅指出,在目前,之所以讽刺家危险而且连 “笑笑” 也非法,乃是因为有些 “爱国之士”正把东北的沦陷归罪于“青年的爱玩乐,学跳舞”,而在“榆关失守,热河吃紧”之时,一些“有名的文人学士” 又趁势发起了对讽刺家的攻击,大讲什么 “文德”,“要大家做正经文章,装正经脸孔”。通过如上举例分析,鲁迅不仅揭露了当时既不准讽刺也不许 “笑笑”的严酷现实,有力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文化专制,而且十分自然地引出了本文所要批判的主要对象,即戴季陶的假正经言论。
利用戴季陶们的言论的荒唐性,将其加以转述,使其自我曝光,不攻自倒,是这篇文章在批驳敌论上的一大特色。谁都知道,东北的沦陷和华北的危急,主要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奉行不抵抗主义政策,命令其军队“溜之大吉”的结果。但那些“爱国之士”和“有名的文人学士”却委过于 “青年的爱玩乐,学跳舞”,归罪于讽刺家的几篇文章,这实在是荒唐至极,简直不值得加以反驳。于是鲁迅便对其不加分析,而只是点示其出笼的背景和将这些言论加以转述,其荒唐性便自我暴露无遗,而那些“有名的文人学士”之“为王前驱”,造谣惑众,以此来“补不抵抗主义之不足”的丑恶面目也就昭然若揭了。
在进一步揭示戴季陶们宣扬“文德与文品”,“要大家做正经文章”的实质时,鲁迅并未从正面直接出击,而是循其意图,顺藤摸瓜地去进行推论,从而揭露了隐藏于其中的不可告人的“天机”。鲁迅指出,由于戴季陶们是打着“爱国”的幌子来“要大家做正经文章”的,对他们这一套,战斗的社会讽刺家当然不会上当受骗,但“这时候,笑嘻嘻的可就遭殃了,因为他这时候便被叫作: ‘陈叔宝全无心肝’”。而那些“知机的人”便会根据“聪明人不吃眼前亏”这一“古贤之遗教”而“和大家一样哭丧着脸,以免于难”。“然而这时也就 ‘幽默’ 归天,‘正经’ 统一了剩下的全中国。”这样。便一下挑开了戴季陶们的面纱,让大家看到,他们宣扬所谓的“文德与文品”,“要大家写正经文章”的真实目的并非是爱国,而是要为国民党反动派搞思想文化专制,是要用软刀子来镇压革命的文学运动和战斗的、进步的文学创作,是要用专制的枷锁来桎梏人的思想和性灵,在追求专制性上,它与先前的封建文化专制并无二样。面纱既去,真相大白,于是鲁迅便尖锐指出:“这就是‘正经’。说出来么,那就是 ‘刻毒’。”一箭中的,锐不可挡。这里的“刻毒”一词,是巧借陈西滢等当年对鲁迅杂文的攻击之词来还敬敌人,用以概括戴季陶们所宣扬的 “正经” 的欺骗性和险恶用心。这叫 “请君入瓮”法,对它的自然而成功的运用,使文章的收篇之语产生了强烈的讽刺力量和战斗力量。
张效民 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630-6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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