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氏的祖宗积德很厚，他们的子孙就举行了两次“收复失地”的盛典：一次还是在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治下，一次就在当今国民政府治下了。

民元的时候，说盛宣怀是第一名的卖国贼，将他的家产没收了。不久，似乎是二次革命之后，就发还了。那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袁世凯是“物伤其类”，他自己也是卖国贼。不是年年都在纪念五七和五九么?袁世凯签订过二十一条，卖国是有真凭实据的。

最近又在报上发见这么一段消息，大致是说：“盛氏家产早已奉命归还，如苏州之留园，江阴无锡之典当等，正在办理发还手续。”这却叫我吃了一惊。打听起来，说是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初到沪宁的时候，又没收了一次盛氏家产：那次的罪名大概是“土豪劣绅”，绅而至于“劣”，再加上卖国的旧罪，自然又该没收了。可是为什么又发还了呢?

第一，不应当疑心现在有卖国贼，因为并无真凭实据——现在的人早就誓不签订辱国条约，他们不比盛宣怀和袁世凯。第二，现在正在募航空捐，足见政府财政并不宽裕。那末，为什么呢?

学理上研究的结果是——压迫本来有两种： 一种是有理的，而且永久有理的，一种是无理的。有理的，就像逼小百姓还高利贷，交田租之类; 这种压迫的“理”写在布告上：“借债还钱本中外所同之定理，租田纳税乃千古不易之成规。”无理的，就是没收盛宣怀的家产等等了;这种“压迫”巨绅的手法，在当时也许有理，现在早已变成无理的了。

初初看见报上登载的《五一告工友书》上说： “反抗本国资本家无理的压迫”，我也是吃了一惊的。这不是提倡阶级斗争么?后来想想也就明白了。这是说，无理的压迫要反对，有理的不在此例。至于怎样有理，看下去就懂得了，下文是说：“必须克苦耐劳，加紧生产……尤应共体时艰，力谋劳资间之真诚合作，消弭劳资间之一切纠纷。”还有说“中国工人没有外国工人那么苦”等等的。

我心上想，幸而没有大惊小怪地叫起来，天下的事情总是有道理的，一切压迫也是如此。何况对付盛宣怀等的理由虽然很少，而对付工人总不会没有的。

五月六日。

在展开对这个中心论点的论述之前，从逻辑上看，鲁迅似乎否定了发还盛氏家产的两种可能的理由，即：一、现在有卖国贼，二、政府财政宽裕，而着力抨击当局制造的压迫工农有理、压迫豪绅(即便是土豪劣绅)无理的荒谬理论。但从行文语气看，鲁迅分明是将国民党当局与袁世凯类比，包括“国民”政府与“民国”政府名目的类比，从他们对待盛宣怀的宽容态度上，指出其“物伤其类”的共同心态，强烈地暗示现在有卖国贼，所谓“不应当疑心现在有卖国贼，因为并无真凭实据”，其实都是反语。是的，袁世凯曾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国民党却宣称誓不签订辱国条约，但国民党当局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是奉行不抵抗政策，使祖国的大片河山沦于敌手吗?签不签条约又有何区别呢?而且这决不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誓言竞也发自后来成为大汉奸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之口，又不幸让鲁迅言中了，真是历史的莫大嘲讽!而文中指出，当局在发还盛氏家产的同时，“正在募航空捐”，就将国民党政府为发还盛氏财产可能的辩护推到了两难境地： 承认政府财政并不宽裕，就更不应该发还盛宣怀的巨额财产;如果承认政府财政尚称宽裕，则募航空捐即纯为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