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8月14日《申报· 自由谈》，原题名 《悲观无用论》，署名旅隼。关于“旅隼”这一笔名，许广平曾引《诗经》郑笺为注：“隼，急疾之鸟也，飞乃至天，喻士卒劲勇，能深攻入敌也。”“旅隼，和鲁迅音相似，或者从同音蜕变。隼性急疾，则又为先生自喻之意。”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翼”革命文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引起了反动派的极大恐慌。他们对革命文艺实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使用造谣、诬陷、谩骂、攻击的伎俩来代替论争，甚至妄图用法西斯恐怖手段来“廓清”文坛，扼杀革命文艺运动。当时，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空前尖锐、复杂。一些不辨是非的“文雅书生”，也不加分析地认为文坛太混乱，而散布悲观论调。1933年8月9日 《大晚报·火炬》发表了小仲的《中国文坛的悲观》一文，其中说：“中国近几年的文坛，处处都呈现着混乱，处处都是政治军阀割据式的小缩影”，“文雅的书生，都变成狰狞面目的凶手”，“把不相干的帽子硬套在你的头上……直冤屈到你死!” 并慨叹道： “呜呼! 中国的文坛!”

针对这种情况，鲁迅写了这篇短文，用辩证唯物论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总结 了历史经验，阐明了有文坛就有斗争，有斗争就会有是非曲直，指出了敌人的扰乱和诬陷正是他们腐朽没落的表现，斗争越激烈，营垒就会越分明，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进步力量。历史决不倒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这就给予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和他们的帮凶文人以有力的打击，深刻地剖析了那些在严峻的现实斗争面前退缩逃避的悲观论者。

文章一开始便援引悲观论者的文意，给散布悲观论调的“文雅书生”画了一幅“特别善于下泪”的自画像。

接着，鲁迅指出，既然有文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谩骂、诬陷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且，历史上文坛的纷争“也都非常猛烈”，只不过“胜负一明，时代渐远，战血为雨露洗得干干净净，后人便以为先前的文坛是太平了”。因此，中国文坛的所谓 “混乱”并非始自今日，而身为“局外人”的“文雅书生”大可不必“摇头叹气”。鲁迅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指出文坛的混乱和论争的必然结果只能是： 正确终会战胜谬误，真理终会战胜邪恶，“总归有许多所谓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灭亡，只有配存在者终于存在，以证明文坛也总归还是干净的处所。” 因此，悲观论者不辨是非，“将一切作者诋为 ‘一丘之貉’”，只会增加混乱，这样反倒会帮了扰乱者的忙。继而以林琴南为例，证明世间的事一定会有“明明白白的是非之别”，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终归不过是匆匆来去的过客而已。

然后，鲁迅指出，“文雅书生”尤其痛心的文坛上的“诬陷”，其实并不比古时候更厉害。他以洞察一切的敏锐眼光，对诬陷者作了深刻的批判，指出诬陷者十中之九是“出卖人肉馒头的小盗”，其中偶有一部分是“曾经弄过笔墨的人”。前面一类的卑劣自不必说，后面一类“这时却正是露出原形，在告白他自己的没落，文坛决不因此混乱，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来了。”

最后，鲁迅针锋相对地提出本文的中心论点：历史不会倒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并指出：“悲观的由来，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关心于文坛，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没落的营盘里。”对于前一种人，这不失为善意的批评与警醒;对于后一种人，则一针见血地戳穿其充当反动派的可耻帮凶的伪善面目。

这是一篇充满浩然正气，批驳悲观论调的杂文。鲁迅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洞穿反革命的文化“围剿”的毒雾迷瘴，表明坚持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的鲜明态度，揭出帮闲文人的丑恶灵魂，同时，在艺术上也有其鲜明的特色。

第一、结构严密，层层剖析，具有无可辩驳的逻辑性。文章起笔入题，提出反驳的“靶子”，然后抽丝剥笋，一辨“混乱”之说，二驳“悲观”之说，三析“诬陷”之说，最后提出中心论点，指出悲观的由来。全文简约精练，在批驳、论辩中深蕴严正、炽烈的感情，充分显示出鲁迅杂文战斗的美学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