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我们都参加过各种各样的仪式，如婚礼、葬礼、寿礼、祭礼以及各种纪念、各式典礼等等。这都是自然的、谁都毫不注意、不以为奇的平常事。然而鲁迅注意了，并以缜密的思想、犀利的笔锋从历史的深度挖掘出了常人所忽略的东西来。这正是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本文意义所在。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礼义之邦”的美称，但同时也“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文章一开始就点出国耻纪念多，自然使人想到，自鸦片战争以来，大大小小的国耻到底有多少，恐怕难以数计，如果都纪念，那么一年365天是不够用的。问题不在于是否纪念，而在于怎样雪耻。然而国民党反动派面对日本侵略者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个个新的国耻似乎很感兴趣于纪念，似乎也仅止于纪念礼仪，而且按照“新鬼大，故鬼小”的逻辑，对新的国耻纪念也总比对旧的“起劲”，纪念文章 “千篇一律”，“这一回可用，下一回也可用”，“因为反正总只能说这几句话”，纪念方式也总是“首先是报告，其次是演讲，最末，是 ‘礼成，奏乐散会’”。在这里，作者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了卖国统治者们的丑恶嘴脸，传神地揭示出他们搞纪念仪式的心理情态。这哪是为纪念?分明是自欺欺人的把戏，是他们心灵丑剧的表演。他们搞纪念的全部意义充其量是“‘礼’而已矣”，并进而使人想见，他们的动机和目的其实是为了掩盖其卖国罪行。不是吗?他们特别喜欢 “礼让为国”的古训，很“能让”，彬彬有“礼”地把祖国大好河山，丰富资源，一而再、再而三地拱手“让”给了日本侵略者，推行 “不抵抗” 政策。“而愈能让，礼也就愈繁了”，显然他们这愈来愈繁的 “礼” 只能是卖国之“礼”。写到这时，作者涉笔成趣地嘲讽道：“古时候，或以黄老治天下，或以孝治天下。现在呢，恐怕是入于以礼治天下的时期了”，这也是有书为证、有历史依据的，“舍不得物质上的什么东西也是错的，孔子不云乎：‘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可见卖国有理，还能有“礼”! 这是作者多么具有讽刺意义的一笔!

将历史的“礼”和现实的“礼”联系起来，显示出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生活的锐敏观察、深刻透视和细致解剖的功力，即善于从人们所不注意的，最平常的生活现象中发现时代的“神髓”。抗战时期死人是平常事，开纪念会也寻常，谁也不会想到更深的意义，但作者却从中发现了不寻常的内容和实质，文章并不是针砭这种“礼”本身，而是透过这种具有广阔的时代性的“礼”的表面社会现象，挖掘出时代精神的病根，并追本溯源，这就使这种解剖和发现具有了历史的深度和时代的高度。这就是鲁迅作为一个革命家和思想家的伟大所在，作为时代斗士的特点之一。

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对攸关“国政世变”的问题不能直抒胸臆，因而采取了曲折含蓄的暗示手法，表面写由一次纪念抗日死难者的“礼”而产生的感慨，似与时事无关，但隐含在表象下面的作者对反动派卖国投降罪行的无情鞭挞和愤怒谴责之情却溢于言表。通篇找不出一句揭露投降卖国阴谋的话，但却神情毕肖地勾画出卖国者的丑态，辛辣嘲讽之意尽在不言中，真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种明写与暗写、虚写与实写辩证统一的艺术表现手段，在有限的篇幅内最大限度地集中了作者的思想情感，大大提高了艺术的表现力，并给读者造成一种有想象、联想余地的回味无穷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