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赞美几句一些过去的人，这恐怕并不是“骸骨的迷恋”。

所谓过去的人，是指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民国初年，就叫他们“老新党”。甲午战败，他们自以为觉悟了，于是要“维新”，便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看《化学鉴原》;还要学英文，学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的朗诵着，对人毫无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书”，看洋书的缘故是要给中国图“富强”，现在的旧书摊上，还偶有“富强丛书”出现，就如目下的“描写字典”“基本英语”一样，正是那时应运而生的东西。连八股出身的张之洞，他托缪荃孙代做的《书目答问》也竭力添进各种译本去，可见这“维新”风潮之烈了。

然而现在是别一种现象了。有些新青年，境遇正和“老新党”相反，八股毒是丝毫没有染过的，出身又是学校，也并非国学的专家，但是，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看《庄子》《文选》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板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除掉做新诗的嗜好之外，简直就如光绪初年的雅人一样，所不同者，缺少辫子和有时穿穿洋服而已。

近来有一句常谈，是“旧瓶不能装新酒”。这其实是不确的。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倘若不信，将一瓶五加皮和一瓶白兰地互换起来试试看，五加皮装在白兰地瓶子里，也还是五加皮。这一种简单的试验，不但明示着“五更调”“攒十字”的格调，也可以放进新的内容去，且又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 “桐城谬种”或 “选学妖孽”的喽罗。

“老新党”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还是因为要给中国图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

排满久已成功，五四早经过去，于是篆字，词，《庄子》，《文选》，古式信封，方块新诗，现在是我们又有了新的企图，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了。假使真能立足。那倒是给 “生存竞争” 添一条新例的。

十月一日。

为了深刻剖示“有些新青年”所作所为的实质和揭穿复古主义者“复兴民族”的谎言，鲁迅在这篇文章的主体部分突出地运用了对比手法。这种强烈的对比首先表现为现实中“有些新青年”与光绪末年维新派的对比。鲁迅指出，光绪末年的维新派虽是受过“八股毒”的人，但在“甲午战败”以后，他们却产生了要使中国富强，就必须接纳世界科学文化新潮的觉悟，于是他们热衷于学外文，看“洋书”以求富强之术。而当今“有些新青年”，既丝毫未染过“八股毒”，“出身又是学校，也并非国学的专家”，但却一味地仿古、崇古。通过这种对比，文章自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即这些 “新青年”“除掉做新诗的嗜好之外，简直就如光绪初年的雅人一样，所不同者，缺少辫子和有时穿穿洋服而已”。在此基础上，鲁迅又抓住 “旧瓶不能装新酒” 这句 “常谈” 来进一步分析论证 。这段议论，既是将 “老新党”与当今“有些新青年”继续作形象对比，又旨在推出在“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 ‘选学妖孽’的喽罗”这一结论，从而点出了“有些新青年”之所为正是复古倒退思潮的表现的实质。文章的第二层对比，是“老新党”倡导维新的目的与戴季陶们宣扬复古的用心对比，这是更进一层的对比。鲁迅指出，“老新党”们以读“洋书”一法来救中国虽然显得见识“浅陋”，但他们图中国之富强的目的却是非常明确的，他们在求富强之术上也显得相当坚决、切实、认真和热心。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辛亥革命时期成为革命党的事实，也进一步证明了他们是“要给中国图富强”。但当今复古者的 “新的企图”却是“要以 ‘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而这“古雅”的不能救中国，却是连见识浅陋的“老新党”也早就认识到了的并早已为历史所证明了的。这样一比较，便让我们看见了复古主义者之所为不仅与“老新党”背道而驰，而且也是对五四的反动。其求民族复兴是假，帮国民党政府收拾人心，统一思想是真。文章更深潜的一种对比是鲁迅对他笔下几种人物感情态度之对比。对“老新党”，鲁迅虽也批评了其见识的浅陋，但主要的还是一种肯定和赞美之情。对那些热衷于仿古和崇古的“新青年”，鲁迅虽也给予了相当严肃的批评，但目的却是希望其觉悟和警醒。而对戴季陶辈复古主义者，鲁迅所给予的则是有力的批判嘲讽。这种深潜的感情对比，进一步强化了文章的战斗力量和表现了鲁迅在复杂斗争中那爱憎强烈，旗帜鲜明的战斗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