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苏汶在《第三种人的出路》(1932年10月《现代》第1卷第6期)中说：“左翼指导理论家们不管三七念一地把资产阶级这个恶名称加到他们头上去，”使得一部分作家“永远地沉默，长期地搁笔”，此外，高明1933年11月在《现代》发表《关于批评》一文，对批评家加以攻击。本文就是针对这些论调而发的。鲁迅用极其幽默的“推己及人”为笔法，揭露了这一论调其实只是“庸才”们并无作品而又要”保持其作家”体面的障眼法。

这篇文章的写法是特别的： 作者采用冷静的叙述方式，以平和而略带调侃的语言，采用了 “欲擒故纵”的手法，现身说法，用自己排除了 “批评”却依然写不出文章来的事例，从事实上否定了苏汶等对批评的攻击，然后进一步指出苏汶等的攻击，其实是为“没有作品遮羞” 的所谓 “作家” 遮羞，使之尽管无作品，仍“能保持其为作家”的美名。这就揭出了苏汶等人的言论实在是对于自己写不出作品的开脱的实质。

文章先用欲擒故纵的手法，引出 “一位诗人” 的“开导”来。美国大诗人济慈的创作当时曾受到保守派批评家猛烈的攻击，这例子使自己相信了 “愚众的舆论，能将天才骂死”; 同样，也相信了当今的“批评家的漫骂”能将当时“几位名作家”的“好作品骂得缩回去”。这是文章的第一层。

接着，作者就叙述自己创作上的一番经历感受，用自身的体验否定了上述为作家没有创作卸责的说法。作者开笔时似乎是要为上述论调搜求例证，他风趣地说自己”也是一个想做作家的人”，虽然“还没有获得挨骂的资格”，但“女人和两个孩子的吵闹”“也如漫骂批评家一样”，吓退了 “我”的“好作品”。接着，便笔锋一转： “幸喜今年正月……她们三个就都回到乡下去”，“到了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可是不幸得很……足足静了三个月了，还是一点也写不出什么来”。——这“还能归罪于她们的吵闹吗? 于是乎我的信心有些动摇。我疑心我本不会有什么好作品，和她们的吵闹与否无关。而且我又疑心到所谓名作家也未必会有什么好作品，和批评家的漫骂与否无涉”。一个“幸喜”和一个“不幸”，引出实践中环境变化依然好作品创作不出来的事实，有力地否定了把“几位名作家”(苏汶辈)没有“好作品”产生归咎“批评家的漫骂”的说法，并连续用两个 “疑心” 来加以突出强调。

最后三个自然段，在“推己及人”的事实基础上的感慨和议论：指出“漫骂的批评”对于“庸才”作家不但无损，反倒“有益”： 按照他们散布的逻辑，可以为其“并无作品”而保持其作家的名声“遮羞”——“批评批评，世间多少作家，借汝之骂以存!”这里，是以嘲笑的语调，提出自己的与苏汶等人截然不同的观点，而“推己及人”，既强化了自己论点的力量，又幽默生动，有趣。

在表达上，作者主要叙述事实，但在叙述的过程中又联系苏汶等人的说法发抒感慨正话反说，使文章与一般文艺性的评论区别开来。

文章语言幽默。除了体现于叙述中的语义双关(如说自己也是“想做作家的人”，“未曾写过创作”等)与故作抬举(如说诗人“开导”呀，“名作家”呀等等)，对照语言的运用 (如 “幸喜” 和 “不幸”，“假使” 与“然而”，“天才”与 “庸才”，“骂退”与 “遮羞”，“有损”和“有益”等等)，画龙点睛的文眼 (如“疑心到所谓名作家也未必会有什么好作品，和批评家的漫骂与否无涉”)，以及描摹形象的比喻(如“落难小生”)等等，这些修辞手法的采用也产生了强烈的幽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