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是我们在谈话里常常听到的，因为好像一听就懂，所以细想的人大约不很多。

但近来从外国人的嘴里，有时也听到这两个音，他们似乎在研究。他们以为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这是不是事实，我断不定，但这故事，“中外人士”中是颇有些人知道的。

因此，我颇疑心他们想专将“面子”给我们。

但“面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想还好，一想可就觉得胡涂。它像是很有好几种的，每一种身份，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这“脸”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作“丢脸”。不怕“丢脸”，便是“不要脸”。但倘使做了超出这线以上的事，就“有面子”，或曰“露脸”。而“丢脸”之道，则因人而不同，例如车夫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并不算什么，富家姑爷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才成为“丢脸”。但车夫也并非没有“脸”，不过这时不算“丢”，要给老婆踢了一脚，就躺倒哭起来，这才成为他的“丢脸”。这一条“丢脸”律，是也适用于上等人的。这样看来，“丢脸”的机会，似乎上等人比较的多，但也不一定，例如车夫偷一个钱袋，被人发见，是失了面子的，而上等人大捞一批金珠珍玩，却仿佛也不见得怎样“丢脸”，况且还有“出洋考察”，是改头换面的良方。

谁都要“面子”，当然也可以说是好事情，但“面子”这东西，却实在有些怪。九月三十日的《申报》就告诉我们一条新闻：沪西有业木匠大包作头之罗立鸿，为其母出殡，邀开“贳器店之王树宝夫妇帮忙，因来宾众多，所备白衣，不敷分配，其时适有名王道才，绰号三喜子，亦到来送殡，争穿白衣不遂，以为有失体面，心中怀恨，……邀集徒党数十人，各执铁棍，据说尚有持手枪者多人，将王树宝家人乱打，一时双方有剧烈之战争，头破血流，多人受有重伤。……”白衣是亲族有服者所穿的，现在必须“争穿”而又“不遂”，足见并非亲族，但竟以为“有失体面”，演成这样的大战了。这时候，好像只要和普通有些不同便是“有面子”，而自己成了什么，却可以完全不管。这类脾气，是“绅商”也不免发露的：袁世凯将要称帝的时候，有人以列名于劝进表中为“有面子”;有一国从青岛撤兵的时候，有人以列名于万民伞上为 “有面子”。

所以，要“面子”也可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情——但我并非说，人应该“不要脸”。现在说话难，如果主张“非孝”，就有人会说你在煽动打父母，主张男女平等，就有人会说你在提倡乱交——这声明是万不可少的。

况且，“要面子”和“不要脸”实在也可以有很难分辨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笑话么?一个绅士有钱有势，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罢，人们都以能够和他扳谈为荣。有一个专爱夸耀的小瘪三，一天高兴的告诉别人道：“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人问他“说什么呢?”答道： “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当然，这是笑话，是形容这人的“不要脸”，但在他本人，是以为“有面子”的，如此的人一多，也就真成为“有面子”了。别的许多人，不是四大人连“滚开去”也不对他说么?

在上海，“吃外国火腿”虽然还不是“有面子”，却也不算怎么“丢脸”了，然而比起被一个本国的下等人所踢来，又仿佛近于 “有面子”。

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长谷川如是闲说“盗泉”云： “古之君子，恶其名而不饮，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饮之。” 也说穿了 “今之君子” 的 “面子” 的秘密。

十月四日。

【析】 给不给 “面子”，或说某某人“面子”大，它已成相当多的中国人的口头禅了。所以鲁迅说：“‘面子’，是我们在谈话里常常听到的”。由于熟焉不察，人们也就认为它天经地义，不再去想它是否合理。但鲁迅却对此作了深入的分析：

其一，所谓上流人士，他们对“面子”看得很重，将它和自己身价联系起来。鲁迅说： “这 ‘脸’ 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做‘丢脸’。不怕 ‘丢脸’，便是 ‘不要脸’。”这种爱面子似乎出于自尊，却又决不是。譬如有些做官的，口头上一再说要廉洁奉公，却趁机“大捞一批金珠珍玩”，按说这贪污行为该是很丢脸的事，是不要脸，可是他们并没有这种感觉。相反倒认为这是他们的本事大。至于车夫偷了一个钱袋，被人发现了就是失了面子的。可见这“面子”界线是包含着阶级内容的。

其二，这“要面子”的陈旧观念也浸蚀到下层人民中间去了，并发展为可怕的变态心理。如本文中所举的“三喜子” 为他人送殡因争白衣不遂而大打出手的故事。鲁迅说： “白衣是亲族有服者所穿的，现在必须‘争穿’ 而又 ‘不遂’，足见并非亲族，”既如此，为什么“三喜子”竟有失“面子”的愤慨呢?三喜子也说不清，为说不清的事而大动干戈，它实在是一种心理变态。令人担忧的，它竟成了消极的国民性弱点的一种表现了。如“袁世凯将要称帝的时候，有人以列名于劝进表中为 ‘有面子’”。这种爱“面子”的心态，在中国自古有之，孟子在《离娄》中所说的“良人”在妻妾面前吹牛，说他在外面如何和那些富贵人家大吃大喝，而实际上是讨乞，便是一例;《裴子语林》中的石崇夸富又是一例;更典型的则是《红楼梦》中的贾府，从老祖母到贾政、王夫人、王熙凤等人的言谈处事无不膺服“面子”第一。当这种爱“面子”观念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它便是鲁迅所说的 “阿Q主义” 了。鲁迅举了两个生动事例，如其中一个：“有一个专爱夸耀的小瘪三，一天高兴的告诉别人道： ‘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 人问他‘说什么呢?’答道： ‘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这个小瘪三不是地道的阿Q似自轻自贱吗?有人说，这种爱“面子”是他制他律人格的表现，即他的价值取向完全取决于社会和他人对自己看法如何，而不看它的是非曲折。这实际上就是取消了自己审视问题和保留看法的独立人格。为了保全“面子”，它必然出现在中国很发达的 “文饰”现象。所谓 “文饰”就是“用逻辑证明的方式(尽管错误)来为那些若不用某种方式解释就会引起不安的结果求理由。其类型有两种。(1)酸葡萄心理。即贬低个人渴望得到但又不能获得的东西。(2)甜柠檬心理。即有些本来无明显吸引力的东西，但在获得之后，又尽可能美化颂扬它”。①鲁迅在本文最后所说的“长谷川如是闲说‘盗泉’云：‘古之君子，恶其名而不饮，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饮之。’”它不就是一种典型的“文饰”吗!鲁迅深刻地指出，这就是“今之君子”要“面子”的秘密，这种为保全 “面子” 的文饰是可怕的腐蚀剂。

本文是随笔形式，它以拉家常聊天的方式，因而可以海阔天空，纵意而谈，也因此，文中趣事、趣语所显示的幽默就颇能吸引读者。如在上海，有一些曾被外国人踢了几脚不以为丢“面子”，反倒认为有 “面子”的心理变态时说： “在上海，‘吃外国火腿’ 虽然还不是‘有面子’，却也不算怎么 ‘丢脸’ 了，然而比起被一个本国的下等人所踢来，又仿佛近于‘有面子’。”它笑中有刺，是地道的鲁迅式的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