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这篇杂感短文可以和1930年鲁迅作的《题赠冯蕙熹》一诗对读。那首诗是这样的：“杀人有将，救人为医。杀了大半，救其孑遗。小补之哉，乌乎噫嘻!”揭露那些以“杀人”为业的将军们的横暴凶残和毒辣，又指出在那样的社会里，由于有“杀人”为业的“将”的存在，“救人”为业的“医”就只能是“小补之哉”，而 “救”得了身体的病苦，仍难免于被“杀”的命运。诗末发出感慨。全诗把“杀人”者与“救人者”加以对比，在反衬中，突出了 “杀人”者的残暴与“救人”者的无力。而写于四年后的这篇文章，比诗的内容更为集中，更为具体，更为深刻。可以看出是鲁迅对于这类社会现象的深入思考和发掘。

文章从一个医生的感叹“要得称赞，最好是杀人”入手，议论说： “这是真的。拿破仑的战绩，和我们什么相干呢，我们却总敬服他的英雄。甚而至于自己的祖宗做了蒙古人的奴隶，我们却还恭维成吉思;从现在的卐字眼睛看来，黄人已经是劣种了，我们却还夸耀希特拉(希特勒)。”这里列举的几项，都是当时中国的社会思潮的具体表现。拿破仑、成吉思汗、希特拉“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大灾星”，但在当时一些中国人心目中都成为“敬服”“恭维”“夸耀”的对象，这倒确实地证明了前文医生的感叹。杀人的拿破仑等受到“称赞”，发明牛痘接种救活了千千万万人的隋那却被人们遗忘。在这鲜明的对比中，突出了这种社会思潮的荒唐可笑。对此，鲁迅议论说：“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这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 “炮灰资格的诸公”的麻木不觉悟，就在于他们意识中对于掌握着别人生死的权力的人的崇拜，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劣根性，鲁迅忧虑而沉重地指出： “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是还要毁坏，人们也还要吃苦的”，这是一个十分精警沉重的警告。试想，“恭维”“敬服”“夸耀”“杀人不眨眼的大灾星”的人们，不就是甘愿臣服干强权和侵略者的奴才么?而这些奴才们一旦掌握了权力，成为主子，又哪有不效法原来的主子而成为新一代“杀人不眨眼的大灾星”的呢?有这种“敬服”“恭维”“夸耀”强权的社会思维的存在，“大灾星”的产生也就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而一代代“灾星”的存在.人们又哪有过上好日子的希望呢?这是作品所要表达的最主要的内容。当然，这些议论并不是空谷足音，无端而发。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可以看出，这篇文章虽字面无一字直斥现实，但又是针对现实而发的。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东北三省已三年有余;“一·二八”上海事变亦近三年，而国民党当局却奉行不抵抗主义;宣扬复古主义，大搞尊孔读经，和实施法西斯主义奴化教育，甚而至于有人还向日本侵略者献上欲征服中华民族，必先征服中华民族的心的计谋，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之类法西斯主义书籍，亦在社会上流传。种种现象，都表明当时中国社会中法西斯主义思潮的泛滥。知乎此，可知鲁迅是从民族的前途命运着眼，针对现实社会现象，站在综览历史的高度，挖掘平常事实中所包蕴的民族心理的病态与劣根性，启迪人们对于自身思想加以检视，去寻求人们不再 “吃苦” 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