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时候想到，忠厚老实的读者或研究者，遇见有两种人的文章，他是会吃冤枉苦头的。一种，是古里古怪的诗和尼采式的短句，以及几年前的所谓未来派的作品。这些大概是用怪字面，生句子，没意思的硬连起来的，还加上好几行很长的点线。作者本来就是乱写，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认真的读者却以为里面有着深意，用心的来研究它，结果是到底莫明其妙，只好怪自己浅薄。假如你去请教作者本人罢，他 定不加解释，只是鄙夷的对你笑一笑。这笑，也就愈见其深。

还有一种，是作者原不过“寻开心”，说的时候本来不当真，说过也就忘记了。当然和先前的主张会冲突，当然在同一篇文章里自己也会冲突。但是你应该知道作者原以为作文和吃饭不同，不必认真的。你若认真的看，只能怪自己傻。最近的例子就是悍膂先生的研究语堂先生为什么会称赞《野叟曝言》。不错，这一部书是道学先生的悖慢淫毒心理的结晶，和“性灵”缘分浅得很，引了例子比较起来，当然会显出这称赞的出人意外。但其实，恐怕语堂先生之憎 “方巾气”，谈 “性灵”，讲“潇洒”，也不过对老实人“寻开心”而已，何尝真知道“方巾气”之类是怎么一回事;也许简直连他所称赞的《野叟曝言》也并没有怎么看。所以用本书和他那别的主张来比较研究，是永久不会懂的。自然，两面非常不同，这很清楚，但怎么竟至于称赞起来了呢，也还是一个“不可解”。我的意思是以为有些事情万不要想得太深，想得太忠厚，太老实，我们只要知道语堂先生那时正在崇拜袁中郎，而袁中郎也曾有过称赞《金瓶梅》的事实，就什么骇异之意也没有了。

还有一个例子。如读经，在广东，听说是从燕塘军官学校提倡起来的;去年，就有官定的小学校用的《经训读本》出版，给五年级用的第一课，却就是“孔子谓曾子曰：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那么，“为国捐躯”是“孝之终”么?并不然，第三课还有“模范”，是乐正子春述曾子闻诸夫子之说云：“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而弗敢忘孝也。……”

还有一个最近的例子，就在三月七日的 《中华日报》上。那地方记的有“北平大学教授兼女子文理学院文史系主任李季谷氏”赞成《一十宣言》原则的谈话，末尾道：“为复兴民族之立场言，教育部应统令设法标榜岳武穆，文天祥，方孝孺等有气节之名臣勇将，俾一般高官戎将有所法式云。”

凡这些，都是以不大十分研究为是的。如果想到“全而归之”和将来的临阵冲突，或者查查岳武穆们的事实，看究竟是怎样的结果，“复兴民族”了没有，那你一定会被捉弄得发昏，其实也就是自寻烦恼。语堂先生在暨南大学讲演道：“……做人要正正经经，不好走入邪道，……一走入邪道，……一定失业，……然而，作文，要幽默，和做人不同，要玩玩笑笑，寻开心，……”(据《芒种》本)这虽然听去似乎有些奇特，但其实是很可以启发人的神智的： 这 “玩玩笑笑，寻开心”，就是开开中国许多占怪现象的锁的钥匙。

三月七日。

【析】 “寻开心”是上海方言开玩笑的意思。在这篇杂文中，鲁迅举了当时社会上三种开玩笑的表现：第一种表现是“遇见两种人的文章，他是会吃冤枉苦头的。一种，是古里古怪的诗和尼采式的短句，以及几年前的所谓未来派的作品。这些大概是用怪字面，生句子，没意思的硬连起来的，还加上好几行很长的点线”。这些作品连作者自己也不明白，可是读者却以为大有深意。“用心的来研究它，结果是到底莫明其妙，只好怪自己浅薄”。“假如你去请教作者本人罢，他一定不加解释，只是鄙夷的对你笑一笑。这笑，也就愈见其深!”鲁迅认为这些作者明明在和你“寻开心”，你却认真对待，结果是上了大当。如果说这些作者大都属于青年，尚可原谅的话，那么后两种情况就太不该了。他举的第一种情况便是林语堂的“寻开心”事例。当时他正热衷写小品文，提倡幽默，也因此就对公安派袁氏三兄弟的“性灵说”极感兴趣。所谓“性灵”，它指的是一个人的真实的情感和欲望以及每个人天生的特有的灵气、才气。文学作品就是上述情感、欲望、灵气、才气的反映，虽然这种主张因过份强调它得之于自然而忽略社会实践，但在反对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方面是有进步意义。从现象上看，林语堂似乎也抓住了这个要点，他很崇拜袁中郎，他也大谈“性灵”，讲“潇洒”，痛恨假道学们的 “方巾气”。鲁迅认为，你要信以为真的话，就会惊呼上当。有例为证：清代夏敬渠的《野叟曝言》是林语堂极力推崇的一本书，他说这是他喜爱读的三本书之一，且名列榜首。时隔不久，聂绀弩就著文反驳，指出这本书的特点恰恰是“最方巾气”。“不是性灵”。“否认思想自由”、“心灵不健全”、“白中之文”，这一切正好和林语堂一贯鼓吹的东西相反。对《野叟曝言》这本书，鲁迅也是有研究的，他早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谈过此书的特点：“凡人臣荣显之事，为士人意想所能及者，此书几毕载矣，惟尚不敢希帝王。至于排斥异端，用力尤劲，道人释学，多被诛夷，坛场荒凉，塔寺毁废，独有 ‘素父’一家，乃嘉祥备具，为万流宗仰而已。”对这种宣扬高官厚爵、六世同堂的俗不可耐小说，鲁迅嗤之以鼻，而一向以清高自诩的林语堂却大加称赞。这实不可解，鲁迅认为，读者如果真的相信林语堂的鬼话，那“只能怪自己傻”，他幽默地道：“也许简直连他所称赞的《野叟曝言》也并没有怎么看。”因此，他告诫人们，对这些所谓社会名流所说的话不能 “太忠厚，太老实”。为了说明这一见解，他举的另一个情况是广东陈济棠办的燕塘军官学校提倡尊孔读经事。当时官定小学校用的《经训读本》。第一课就强调了孝，课文中说： “孔子谓曾子曰：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在第三课更认为“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这就是说，作为子对父母的孝不仅在于平时的侍奉，即使远出，也要全身而还。这与“为国捐驱”不是矛盾的么?当时，北京大学教授李季谷就认为一个人要把忠放在第一位，如岳飞、文天祥、方孝儒。这不但与“全而归之”相对立，而且查查岳武穆们的事实，究竟“复兴民族”了没有，这定会把人捉弄得发昏。这种尖锐对立的言论也同时出现在林语堂在暨南大学讲演中“ ‘……做人要正正经经，不好走入邪道，……一走入邪道，……一定失业，……然而，作文，要幽默，和做人不同，要玩玩笑笑，寻开心，……’”鲁迅从他们的矛盾中，尤其是林语堂的言论中看出他们虚伪和玩世不恭的轻佻态度。指出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他们实际上充当了反动派帮闲的“二花脸”(“二丑”)的角色。鲁迅从他们言论中找出相互矛盾之处，用他们的手打自己的耳光，这样一来，一个“二花脸”便活灵活现出现在舞台上了。如鲁迅所指出的：“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