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来信

鲁迅先生：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康缪尼斯脱不采取退兵政策以预备再起，而乃转向军事投机。他们放弃了城市工作，命令党员在革命退潮后到处暴动，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Reds以打平天下。七八年来，几十万勇敢有为的青年，被这种政策所牺牲掉，使现在民族运动高涨之时，城市民众失掉革命的领袖，并把下次革命推远到难期的将来。

现在Reds打天下的运动失败了。中国康缪尼斯脱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转向所谓 “新政策”。他们一反过去的行为，放弃阶级的立场，改换面目，发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藏匿了自己的旗帜，模糊了民众的认识，使民众认为官僚，政客，刽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结果必然是把革命民众送交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史太林党的这种无耻背叛行为，使中国革命者都感到羞耻。

现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无不欢迎史太林党的这“新政策”。这是无足怪的。莫斯科的传统威信，中国Reds的流血史迹与现存力量——还有比这更值得利用的东西吗?可是史太林党的“新政策”越受欢迎，中国革命便越遭毒害。

我们这个团体，自一九三0年后，在百般困苦的环境中，为我们的主张作不懈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即反对史太林派的盲动政策，而提出 “革命的民主斗争”的道路。我们认为大革命既然失败了，一切只有再从头做起。我们不断地团结革命干部，研究革命理论，接受失败的教训，教育革命工人，期望在这反革命的艰苦时期，为下次革命打下坚固的基础。几年来的各种事变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反对史太林党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政策与官僚党制，现在我们又坚决打击这叛背的“新政策”。但恰因为此，我们现在受到各投机分子与党官僚们的嫉视。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现在送上近期刊物数份，敬乞收阅。如蒙赐复，请留存×处，三日之内当来领取。顺颂

健康!

陈×× 六月三日。

二 回信

陈先生：

先生的来信及惠寄的《斗争》《火花》等刊物，我都收到了。

总括先生来信的意思，大概有两点，一是骂史太林先生们是官僚，再一是斥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 的主张为出卖革命。

这很使我“糊涂”起来了，因为史太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飘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现在的流浪，当与革命前西伯利亚的当年风味不同，因为那时怕连送一片面包的人也没有;但心境又当不同，这却因现在苏联的成功。事实胜于雄辩，竟不料现在就来了此无情面的讽刺的。其次，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这决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

最后，我倒感到一点不舒服，就是你们忽然寄信寄书给我，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原故。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要请你原谅，因为三日之期已过，你未必会再到那里去取，这信就公开作答了。即颂大安。

鲁迅。六月九日。

(这信由先生口授，O. V. 笔写。)

【析】 自 “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疯狂地侵略中国。这民族存亡的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救国方针。鲁迅坚决拥护这一方针，并无条件地加入这一战线。1936年6月上旬，鲁迅收到托派陈仲山来信，信中极尽攻击污蔑中国共产党之能事，图谋挑拨鲁迅与党的关系，自然引起鲁迅极大的愤慨，遂针对来信，由冯雪峰代笔拟稿，完成了著名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这篇书信体杂文。这不是一般的私人通信，而是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和民族立场的正面交锋。回信简洁明了，犀利泼辣，既是鲁迅思想的真实写照，又颇能体现鲁迅杂文一贯的风格。

回信抓住论敌的要害，一针见血地驳斥了论敌的谬论。针对“托派”对斯大林党的谩骂攻击，鲁迅并不正面反驳，而是把矛头直指“托派”的祖师爷——托洛斯基本人。鲁迅采用对比的手法，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反衬出托洛斯基叛变革命的卑鄙行径和可悲下场，以无可辩驳的史实驳斥了“托派”分子对斯大林党的造谣诬蔑，用事实暴露出他们的丑恶嘴脸。鲁迅的这种撇下“徒孙们”而直击其“主子”的驳论技巧，收到了意想不到而又令人信服的效果。针对“托派”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攻击，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所鼓吹的“理论”虽然高超，“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侵略者所欢迎”，却“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真是一语中的地揭露了其卖国媚敌的反动实质。这样，“托派” 的谬论也就不攻自破了。

鲁迅的回信不仅驳斥有力，击中要害，而且爱憎鲜明，正气凛然，是一篇富于激情的战斗檄文。鲁迅对“托派”离间革命、妄图拉拢自己的行为感到气愤，他严正宣告他自觉和他们“总是相离很远的”，并明确宣布“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说得多么坚定，多么自豪!它充分表明了已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在政治上的远见性、坚定性和战斗性。

作为驳论体杂文，本篇充分体现了鲁迅杂文特有的辛辣犀利而应战自如的战斗风格。在这篇杂文里，鲁迅因用了大量的反语和讽刺，就使在义正词严的驳论中有了诙谐嘲讽的意味，增加了杂文的艺术性。如鲁迅起始说 “托派” 的理论很 “高超”，又说这高超是可“敬佩”的，但笔锋陡然一转，指出这高超是投日本侵略者所好的，因此“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无情地讽刺了 “托派”不断吹嘘的 “理论”。但当鲁迅敏锐地看到“托派”可能投敌叛国的危险倾向时，他没有简单地直说出来，而是用了曲笔和反语，巧妙而又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这一点，如信中称他们的刊物“很整齐”，说自己看了 这种刊物为他们“捏一把汗”，并说自己不相信他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这里所用的曲笔和反语，使论敌哭笑不得而又无法推脱，因为他们的祖师爷最后就堕落为用敌人金钱的可怜虫。鲁迅的这种亦庄亦谐、玩论敌于股掌之间的论战艺术，使我们感到既痛快淋漓又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