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五年来未到这边，对于这边情形，不甚熟悉：我在上海的情形，也非诸君所知。所以今天还是讲帮闲文学与帮忙文学。

这当怎么讲?从五四运动后，新文学家很提倡小说，其故由当时提倡新文学的人看见西洋文学中小说地位甚高，和诗歌相仿佛;所以弄得像不看小说就不是人似的。但依我们中国的老眼睛看起来，小说是给人消闲的，是为酒余茶后之用。因为饭吃得饱饱的，茶喝得饱饱的，闲起来也实在是苦极的事，那时候又没有跳舞场： 明末清初的时候，一份人家必有帮闲的东西存在的。那些会念书会下棋会画画的人，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叫做帮闲，也就是篾片!所以帮闲文学又名篾片文学。小说就做着篾片的职务。汉武帝时候，只有司马相如不高兴这样，常常装病不出去。至于究竟为什么装病，我可不知道。倘说他反对皇帝是为了卢布，我想大概是不会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卢布。大凡要亡国的时候，皇帝无事，臣子谈谈女人，谈谈酒，像六朝的南朝，开国的时候，这些人便做诏令，做敕，做宣言，做电报，——做所谓皇皇大文。主人一到第二代就不忙了，于是臣子就帮闲。所以帮闲文学实在就是帮忙文学。

中国文学从我看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与这相对的是(二)山林文学。唐诗即有此二种。如果用现代话讲起来，是 “在朝”和 “下野”。后面这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如果既不能帮忙，又不能帮闲，那么，心里就甚是悲哀了。

中国是隐士和官僚最接近的。那时很有被聘的希望，一被聘，即谓之征君;开当铺，卖糖葫芦是不会被征的。我曾经听说有人做世界文学史，称中国文学为官僚文学。看起来实在也不错。一方面固然由于文字难，一般人受教育少，不能做文章，但在另一方面看起来，中国文学和官僚也实在接近。

现在大概也如此。惟方法巧妙得多了，竟至于看不出来。今日文学最巧妙的有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派。这一派在五四运动时代，确是革命的，因为当时是向“文以载道”说进攻的，但是现在却连反抗性都没有了。不但没有反抗性，而且压制新文学的发生。对社会不敢批评，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说对不起艺术。故也变成帮忙柏勒思(plus)帮闲。为艺术而艺术派对俗事是不问的，但对于俗事如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人是反对的，则如现代评论派，他们反对骂人，但有人骂他们，他们也是要骂的。他们骂骂人的人，正如杀杀人的一样——他们是刽子手。

这种帮忙和帮闲的情形是长久的。我并不劝人立刻把中国的文物都抛弃了，因为不看这些，就没有东西看;不帮忙也不帮闲的文学真也太不多。现在做文章的人们几乎都是帮闲帮忙的人物。有人说文学家是很高尚的，我却不相信与吃饭问题无关，不过我又以为文学与吃饭问题有关也不打紧，只要能比较的不帮忙不帮闲就好。

【析】 1932年冬鲁迅由上海北上，抵达北平后，在各大学作了多次讲演，这里便是在北京大学的讲演词。据开头所述，因对于“这边情形不甚熟悉”，所以还是讲“帮忙文学”与 “帮闲文学”。又，在北平辅仁大学演讲《今春的两种感想》中说，因“没豫备什么”，所以“就随便谈谈”。虽然这样说，却仍然在北平青年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固然是因为他所论述的问题，在当时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气候中，具有揭露蒙蔽青年的种种流行论调的意义; 还因为这篇演讲稿具有鲁迅杂文特有的艺术风格。

发端从五四运动后新文学中小说的兴起开始。小说，其实在五四前资产阶级改良派如梁启超等人的眼里，地位便很崇高。因而，整个社会对小说都刮目相看。然而，鲁迅在此叙述小说发展的新气象，主要是为了引出后文，并使以下所述状况和小说地位的提高成一对比。“依我们当时中国的老眼睛看起来”，是对历史的回溯，实际上是指明，旧的传统，承袭至今，那些御用的或如仆人一般的文人，仍然使小说起着“给人消闲”的作用，臣子给皇帝与奴才给主子消闲如出一辙。每个时代，延及民国时期，都是如此。这样，所谓 “帮闲文学”便逐渐在叙述中现出它的真相来，从而为下面更深的剖析做了准备。

把中国文学分成两大类，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如果从文学史中某一个特定的视角来观察，并无不可。但是鲁迅如此区分，还有着强烈的嘲讽意味。廊庙文学既帮忙又帮闲，山林文学尽管是“下野”的，但不少隐士确实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帮忙帮闲的愿望未尝泯灭。如果不能，“心里就甚是悲哀了”。紧接着的是进一步把这“两种文学”——官僚和隐士的领地之间的相近之点点出，“中国是隐士和官僚最接近的”，“中国文学为官僚文学”，这正是中国文学的特质之一。茫茫上下数千年文学史，或近或远地附着于这一特质。所谓两大类实在不过是一大类而已，作者先“分”再“合”，然而使二者间的“分”变得不重要，也即先造成一种不同的印象，然后再撕去掩盖在它们表面的差别。这样，“帮闲文学” 的特点及其在历史上的位置便呼之欲出了。

如果说，以上，作者还只是将自己的用意暗藏在对历史的追叙中，那么，“现在大概也如此”，才使文章真正切入当时，或者切入正题。引古喻今，在鲁迅杂文中是常用的艺术手法，不仅表明先生有极渊博的学识，还使读者从作者提示的历史类比中，去更加深刻地了解和认识现实的问题。“方法巧妙多了” 是一种 “进化”，但如果只是为了 “帮闲”，或 “帮忙”，那也够令人悲哀的了，这是一种多巧妙的讥讽。

对于“为艺术而艺术派”，鲁迅不轻易下断语一笔抹杀，在“文以载道”说统治文坛千万年的历史河流中，“为艺术而艺术”与其他新学说一起，阻断了它的继续流淌。但是，问题的重心是当今，历史江河再度向前涌流，而这一派担当的角色却转换了。“不但没有反抗性，而且压制新文学的发生。”这一派以为“艺术至上”，艺术不能为了人生，不能反抗不能批评社会，否则便背离了为艺术的艺术。那么，这一派的实际作用也就暴露无疑了。帮忙加帮闲，从汉武帝时代起，一直到现代的为艺术而艺术派，尽管面目各异，却是共具的特征。对其的揭露，也贯穿了鲁迅本篇文章的前后。“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在文坛上颇具存活能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鲁迅花了不少精力与此进行论争，如最后一段所言：“现在做文章的人们，几乎都是帮忙帮闲的人物。”至此，我们也同样可以明白，鲁迅文中为什么要引中国古代的例证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