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选录

        生命的基本欲望,是生存的欲望。它要求我们得到大量的训练和经验,以获取生活必需品。而我承认自己所食之粮、所穿之衣和所住之房,均体现了我所十分缺乏的惊人的知识、实践和组织能力,也不会让我付出太多代价;我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因为这种无知和无能而受到鄙视。凡是阅读我的作品的人,似乎都相当满意于我就是一位诗人,或许还是一个哲学家——对于后一项由于错误报道而得来的桂冠,我既不想领取,也不敢保留。
        十分明显,尽管我有这些缺陷,在人类社会中,我却代表了一种职业,这一职业虽属多余,但却被认为值得嘉许。事实上,有人向我提供道义与物质方面的支持,以激励我培养自己在韵律方面的能力。如若一只愚蠢的黑鹂不会觅食、筑巢或避敌,但却专攻歌唱,那么它的同类就会在自己的遗传学的驱策下,尽职尽责地听任它饿死。我没有受到类似的待遇这一点,是动物的生存方式与人类文明之间巨大差异的证明。人的非凡之处就寓于人的生命的未定边缘,它为人的诸多梦想和创造提供了一个无限广阔的背景。人正是在这个自由王国之中才认识到自己的神圣的尊严,也就是自己的显示人的本性的伟大真理,并在我以诗人的身份向他,向作为自我显现者的“人”歌颂胜利之时感到欣喜。人还要继续探索创造许多世代,以使自己臻于完善。
        实在,在其所有表现形式中,均以我们的富于情感与想象力的心灵为背景展现自己。我们认识实在,不是因为我们能够想象它,而是因为我们能够直接感觉到它。所以,即使实在被擅长逻辑思维的头脑所摒弃,它也不会被排除出我们的意识。作为一桩事件,它可能有益也可能有害,但作为一种显现,它的价值却在于它借助情感和想象力向我们提供一种经验这一事实;我们在一个特殊的认识领域感觉我们自己。在不伴有任何巨大的物质或精神风险时,这种感觉本身是令人愉快的;倘若能够超然于所有实际后果,我们甚至愿意感受恐惧或悲伤。这正是我们欣赏悲剧的原因。在悲剧中,痛苦的感觉唤醒我们的意识,使之强烈到白热化的程度。
        我自己的自我的实在,对于我来说是直觉的和不容置疑的。其他任何以一种相似方式影响我的事物,对于我自己来说都是实在的,而且它为了自己的缘故,无可避免地吸引并抓住我的注意力,将它自己与我的人格融合在一起,从而使它更为丰富,更为博大,并给它带来欢乐。我的友人可能算不上漂亮、有用、富有或伟大,但他对于我来说是实在的;我可以从他的身上感觉到我自己的生命的延伸和我的喜悦之情。
        我内心对实在的意识,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试图与我身外的实在建立联系。在它未能如愿以偿时,我的自我就感到沮丧。在我们周围的事物单调乏味并且毫无意义,对我们的心灵没有情感作用时,我们对自己都变得茫然了。我们就像一些照片,其实情感需要令人惬意的背景的佐证。我们在孤独的幽禁中遭受的惩罚,在于实在世界与我们自己的实在之间的联系被迫中断,从而使后者在不再活跃的想象力处于一片混沌之时变得模糊不清:　我们的人格被弄得模糊不清,我们由于我们的自我的缩小,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存在的陪伴之谊。由于我们的信息的发展,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认识世界扩大了;随着我们的个我,借助同情和想象,在我们自己的宇宙中获得的一种博大而深刻的体验,我们的人格世界在自己的领域中发展着。
        由于我们的无知,这一可以借助知识予以认识的世界对于我们就变得有限,所以能够被我们自己的个我认识的人格世界,也由于我们的同情心和想象力的局限而受到约束。在“感觉迟钝”的朦胧微光中,我们的世界的一大部分,在我们看来就始终像是一连串游荡的幽灵。从我们的意识的几个发展阶段看,我们或多或少能够将自己与这一世界合为一体,即使我们作为一个整体不能如此,也至少可以在局部如此;我们的欢乐,就赋予我们感觉自己与这一世界合一的地方。在艺术中,我们表现这种合一的喜悦,并由此认识到,这一世界对于我们具有人性意义。我有自己的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自我;随着我对物理、化学和生物等领域的知识的增加,我对这一自我的认识发展了。我有自己的个我,它与我们的感觉、情绪和想象进行交流,从而使它自己易受我们的各种欲望的影响和我们的意象的塑造。
        科学驱策我们用自己的心灵占领浩瀚无垠的可知世界;我们的精神导师敦促我们以自己的灵魂充分理解存在于这个世界流转变换的事实深处的无限“精神”;我们的艺术天性的冲动,就是要认识人格在现象世界中的表现,即认识同我们内心的实在东西相互和谐的“存在”的实际。凡是在没有深刻感觉到这种和谐的地方,我们都是异邦人并且会永远思乡。人天生就是艺术家;他在自己的心灵中,从不被动而又精确地接受自己周围事物的物质性表现。通过人的感情和想象的作用,一个不断调整并变革各种事实从而使之适应人的意象的过程在持续进行着。动物了解自己出生地的地形;人了解自己的祖国,也就是他的个我所在地的地理。祖国的景象并不单纯是物质性的;它有着自己在艺术上的和谐,它是一种永恒的创造。在自己的祖国,人的意识没有障碍,他因而可以拓展自己的创造性人格的联系范围。为了卓有成效地生活,人必须认识各种事实及其法则。为了快乐地生活,他必须和与自己有关的所有事物建立和谐的关系。我们的创造就是对这种关系的修正。
        在我们的历史上出现的伟大,不是作为一个静止的事实,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形象,保留在我们的头脑中的。他们的生平的崇高启示,已经融入许多传说,形成一种一以贯之的壮丽景观,在世世代代的人们的生活中流传。我们在自己的头脑中,不断修正那些我们与之一道生活的人们的形象,使他们在我们的心目中比在初次单纯引见时所表现的更为实在。男人心目中的女性典范和女人心目中的男性典范,是由我们的想象力按照我们的期盼和愿望,经过心理上对各种品质和行为的组合而创造出来的,而男人和女人也有意无意地力求达到对方的理想标准。事实上,他们成功地使这两种典范分别适应自己的本性,从而相互达到一定的实在程度。说这些典范是想象出来的因而不是实在的,就人的情况而言是错误的。人的真正生命在于人自己的创造,创造体现了人的无限。人自然不同于仅仅存在而已的事物;这些事物对于人一定具有某种理想的价值,因此只有人的意识才能充分认识到它们是实在的。人们在他们作为孤立的自我时绝不是实在的,他们的想象力是一种才能,可以将关于他们自己的更大的存在的幻想置于他们的心目之前。
        我们能够通过积极调整真理的相互关系而使之为我们所有。这是艺术的作用;实在不是以事物的实体,而是以关系原理为基础的。真理是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无限;事实是科学所探寻的无限,而实在又是对将真理与人联系起来的无限的界定。实在是与人有关的;它是我们所意识到的一切,我们受实在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表现实在。当我们强烈地意识到实在时,我们也就意识到我们自己,同时实在给予我们喜悦。我们生活在实在之中,我们总是拓宽实在的范围。我们的文学艺术,体现了这种对人来说极其重要的创造性活动。
        然而,与此有关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是,虽然许多个人正在分别寻求自己的表现方式,他们的成功在性质上却绝非个人主义的。人们必须在其所有创造性作品中,找到、感到并表现造物主这位永恒的人。他们的文明就是对超验人性的持续发现。凡是文明未能成就的事项,都显示了艺术家的失败,即在表现方式上的失败;在任何文明中,如若个性阻挠普遍性的展现,这一文明就会消亡。实在是属于所有时代的人的真理,人们的任何对抗“人”的个人主义的疯狂,都不能长盛不衰。
        人热望自己对一切在自己看来可谓实在的东西的感觉永不消亡;人的感觉必须找到一种永恒的表现形式。我的这一自我的意识,对我而言极其明显,以至它呈现出不朽的性质。我无从想象它过去不曾存在或现在不再存在。同样,所有在我看来可谓实在的事物,对我自己来说都是永恒的,因而值得用一种具有永恒意义的语言予以表述。我们知道一些个人有在某一庄严雄伟的文物性建筑墙壁上刻写自己名字的习惯。这种将他们自己的名字与属于所有时代和所有的人的艺术作品联系起来的方式是可悲的。我们对名声的渴望,源于我们想使我们心灵深处实在的东西成为客观实在的欲望。默无声息的人是无足轻重的,就像一颗无以证明自己存在的暗星。他总是等待艺术家赋予他最为充分的价值,这倒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别优异的地方,而是由于他当然是他以及他自身蕴涵着生命的永恒奥秘这一奇妙的事实。
        我的一位中国友人同我一道在北京街头行走时突然热情洋溢地大叫:“瞧!这儿有一头驴!”这当然是一头绝对寻常的驴,就像一件无可争辩不言而喻的事,无须他专门介绍。我被逗乐了;但这事却发我深思。这种动物通常被认为具有某些令人难以嘉许的脾性,于是眼前这头驴被匆忙赶走了。在我看来,它由于只能引发平淡无奇的联想而黯然失色;我只是不假思索地断定我熟悉它,因而我几乎没有看见它。然而,我的友人却具有中国艺术家的头脑。他并不以肤浅的认识对待这头驴,而是能够以新的眼光审视它,并认识到它是实在的。当我说“实在”一词时,我意味着,那头驴并不是处于我的中国友人的意识边缘,只与一条狭隘的定义联系在一起,而是无疑已经融入他的想象之中,产生出一幅幻象。一种线条、色彩、生命和运动的特殊的和谐,从而在实质上为他所有。让一头驴进入客厅会受到强烈反对,但却没有谁会禁止它在绘画中找到一个位置。这样的绘画反倒可以陈列在客厅的墙壁上引人赞赏。
        只有在艺术迫使我们说“我看见了”之时,艺术真实的惟一证据才会存在。我们在自然界中可能从一头驴身旁经过而置之不理,但我们对于艺术作品中出现的一头驴却必须做出反应,即使它是一个无视自己在自然发展过程中的所有责任的不体面的怪物,即使它头似蘑菇而尾如棕叶。
        在奥义书中,一篇寓言说,有两只鸟栖息在同一树枝上,其中一只在进食,而另一只在旁观。这是一个对无限存在和有限自我的相互关系的像喻。旁观的鸟的喜悦是巨大的,因为这是一种纯粹而自由的喜悦。在人身上就存在着这样两种鸟,客观的鸟忙于生活事务,主观的鸟充满清高的幻想之乐。
        有个孩子走到我身边,命我给她讲个故事。我给她讲一只老虎,厌恶自己身上的黑色条纹,于是来到我的受惊的仆人面前,要一块肥皂。这故事让我的小听众感到极大的快乐,一种由幻象引发的快乐,她从心里喊道:“它就在这儿,我看见了!”她在博物学图书中已经认识了老虎,但她能够看到我的故事中的老虎。
        我确信,连这个年仅五岁的孩子也知道,不会有这么一只没有虎气跑出来荒唐地寻求一块肥皂的老虎。对她来说,这只老虎的可乐之处,不在于它的壮美、它的有用或它存在的可能性,而在于她能够在心灵中看见它这一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且比她看见自己周围的墙壁时视觉更为清晰——那些墙壁蛮横地喊叫,它们的存在证据确凿,但这样的证据却是非本质的。故事中的老虎是必然的,它有一个完整形象的特质,这一形象为它本身的真实性提供了证明。这位听者自己的心灵就是见证,她的直接体验不容否认。一只老虎必须像其他所有的老虎一样,以便它可以在一部科学图书中拥有自己的位置;它在那里必须是一只全然得到宽容的普通老虎。但在这个故事中,它却异乎寻常,它绝不能再被复制。我们所以认识某个事物,是因为它属于一个种类;我们所以看见一个事物,是因为它属于自己。这个故事中的老虎完全超然于自己种类中的所有其他老虎,因而轻而易举地在那位听者心目中具有鲜明的个性。这个孩子能够栩栩如生地看见它,因为它借助于她的想象力已经成为她自己的老虎,与她融为一体,而这种主体和客体的结合让我们感到喜悦。这难道是因为它们之间在事实上没有分离吗?分离即幻,幻乃宇宙。
        在我们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由于认识到一种远远超越平淡无奇的日常琐事的实在,一大群人的意识突然受到启迪的时候。世界变得生气勃勃;我们观看它,我们用自己的全部灵魂感受它。曾经有过佛陀的声音穿越物质的和精神的障碍传到遥远的海岸这样一个时候,那时,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世界,都在它们与给予我们爱的解放的那个中心人物的关系中发现了自己的深刻意义。人们为了使这一伟大的人性体验永远不被遗忘,决心做看似不可为之事;他们让危岩说话,顽石唱歌,洞穴记事;他们的表达喜悦与希望的呼喊,沿着山冈和沙漠,穿越荒芜的僻壤和人烟密集的城市,以种种不朽的形态出现。一种声势浩大的创造性活动,不顾种种咄咄逼人的障碍,终以众多令人惊叹的雕刻建立起非凡的功业。在东方各大陆多半地区进行的这种宏大的活动,清楚地问答了“什么是艺术”这一问题。艺术是人的具有创造性的灵魂对“实在”的呼唤的回应。
        若干世纪以前,在孟加拉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以人的灵魂为自己的永恒场地的礼神爱情剧,得到流露出对神的深刻证悟的人格的生动展现。整个民族的脑海,被一种将世界视为工具的幻想所搅动,由此传出前往天堂聚会的邀请。神发出的爱的召唤的不可言喻的奥秘,体现在一连串由各种色彩与形式构成的无穷无尽的景象之中,激起冲决古典俗套樊篱的音乐活动。我们孟加拉的吉尔坦音乐问世,犹如整个民族心中火热的情感旋涡抛出的一颗明星,而人民的意识也由于一种对“实在”的感觉而躁动不已,对于这一点必须予以充分的承认。
        艺术的目的,就是要以其最丰富的方面,在我们的心灵中唤起对“实在”的深刻感觉。人们可能会问有关音乐在我的这一理论中占有什么地位这样一个问题。音乐是所有艺术中最抽象的,正如数学是科学领域中最抽象的。事实上,这两者相互之间有一种深邃的关系。数学是有关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的学理。它因此被用做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基础。当数学脱离与现象世界的具体联系并简化成为各种符号时,它展现了自身全部的结构上的庄严,也就是它自身的完美和谐的必然。然而,并不仅仅是数学的逻辑,而且还有数学的魅力在现象世界起作用,从而造成和谐——相互关系的韵律。这种和谐的韵律,是从其寻常的具体的背景中提取出来的,并通过声音媒介表现出来。因此,“存在”中表现的纯粹实质,是由音乐提供的。以声音为表现形式时遇到的阻力最小,因而可以享有不为各种事实和意向所累的自由。这就赋予它一种力量,使它可以在我们心中唤起一种亲切的实在感。在绘画、造型和文学等艺术部门中,客体和我们对它的感觉,犹如玫瑰和它的馥郁气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音乐中,提炼成为声音的感觉自身,变成一个独立的客体。它呈现出清楚明确的调式,但却具有难以言喻的意义,而这意义还以一种绝对真理的旨趣,紧紧抓住我们的心灵。
        正是数学的魔术,也就是居于所有创造活动中心的韵律,在原子中运行,并以其不同的比例,塑造着黄金与铅、玫瑰与刺、太阳与行星。这些事物都是数量在时空舞台上的舞步,它们编织着摩耶,也就是现象的图案、连续不断的流转变迁、既永远存在又不曾存在的一切。正是韵律从一片混沌中搅出各种形象,并使一切无从捉摸的事物变得可以触知。这就是摩耶,这就是创造中的艺术和文学中的艺术,而文学是韵律的魔术。
        我们是否应该就此为止呢?我们所认识的理智的真理,不也是一种有关事实之间关系的韵律吗?它编织着理论图案,并产生一种令人信服之感。它所折服的人总会确信自己认识真理。我们所以相信任何事实是真确的,是由于一种理性的和谐,也就是一种理性的韵律,它的过程是可以用数学的逻辑予以分析的,但对它在我的身上产生的结果却不可以如此,这正如我们能够计算音符的数量,却不能解释音乐一样。奥秘是我被折服了,而这也属于创造的摩耶,而且它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我所体现的这一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格。
        而“另一个因素”呢?我认为,那也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格,并与我的人格构成永恒的和谐。
        

(刘　建　译)

        

赏 析

        1930年5月,诗人泰戈尔应希伯特基金会的邀请在英国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学院发表一系列关于宗教与艺术的演讲,称为“希伯特讲座”。 1931年,泰戈尔将讲稿加以整理,以《人的宗教》为书名结集出版。他在序言中直言书中收录的文章是“从我人生中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发表的许多讲演和谈话的收获中拾取的落穗”。这本书于诗人古稀之年发行,蕴涵着深邃的人生感悟,闪烁着金色的睿智之光。此书刊行之后,在印度和西方一直不断再版,成为后人研究泰戈尔宗教艺术思想的重要著作。
        泰戈尔的宗教,不同于神学意义上的宗教。他在不少作品中声称他自己的宗教是诗人的宗教,艺术家的宗教,而不是正统虔诚的人的宗教,或神学家的宗教。在《人的宗教》第九章《艺术家》中,泰戈尔以宗教般的虔诚、诗般的笔墨抒写他的艺术思想,诘问何为艺术。他认为艺术是人的具有创造性的灵魂对“实在”的呼唤的回应,艺术的目的就是要以其最丰富的想象和情感,在人们心灵中唤起对“实在”的深刻感觉。那么,何为“实在”,这是理解本文的关键词。以笔者粗浅的理解,在文中,泰戈尔所说的“实在”,即是审美体验或主观情感。泰戈尔认为人与自然万物的区别在于人能在审美中体验到最高的真实,而艺术与科学的区别在于科学认识无限的可知世界,艺术让灵魂审美地体验无限的未知世界,体验主客合一的喜悦。
        在泰戈尔看来,审美体验需借助丰富的情感和想象力,艺术的价值在于引发人们的想象,使人获得审美体验。诗人举了不少生动的例子说明这一观点。在北京街头,一头寻常的驴之所以引发朋友热情洋溢的惊讶,完全在于朋友超越日常经验,以审美的眼光观看驴。这头在大多数人看来平淡无奇的驴,却因为融入了朋友的想象而在他的心中产生一幅美好的幻象,令他愉悦无比。诗人曾经给一个小孩讲过老虎要用肥皂洗掉斑纹的故事。故事中的老虎经由诗人的艺术加工,已经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老虎,而是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而听故事的小孩感到极大的快乐,是因为借助丰富的想象力,将心中所构想的老虎形象与故事中的老虎形象互相辉映,获得了极大的审美喜悦。在诗人看来,审美体验不局限于艺术家,也不局限于对艺术品的观照。他说:“我们生活在实在之中,我们总是拓宽实在的范围。”他认为,想象力是人的创造性才能,也是人的基本才能,人天生都是艺术家,都有艺术天性的冲动,人通过发挥情感和想象力,达到审美的自由。
        泰戈尔是一位极具思辨才华的艺术家。在文中,他以生动的笔调阐明想象力与主客二体的关系。他引用奥义书中一鸟啄食,一鸟观食的寓言喻说无限存在和有限自我的关系,认为人是主客合一体,既是物质的客观的人,又是充满艺术幻想和审美想象的主观的人。借助想象力和情感力,人能实现主客合一,获得博大深刻的体验,人格走向圆满;而主客分裂,“实在世界与我们自己的实在之间的联系被迫中断”,则人格黯淡。在艺术中,人们可以表现或体悟主客合一的喜悦,“客体和我们对它的感觉,犹如玫瑰和它的馥郁气息”,唤起了人内心深处的审美体验。在主客二体关系中,主体阐释客体。比如我们认识历史上的伟人,实际上是,所谓的伟人,皆由“我们的想象力按照我们的期阶和愿望,经过心理上对各种品质和行为的组合而创造出来的”。我们所建构的客观的伟大形象在很大程度上透露出自己梦想的主观的人格。
        艺术作为人类一种崇高的精神活动,致力于表现人性中的真善美,表现人的最高价值。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艺术就是他的宗教。泰戈尔曾经在《一个艺术家的宗教观》中写道:“我的宗教本质上是一个诗人的宗教……我的宗教生活像我的诗歌生活一样,沿神秘的路线发展。”他盛赞佛教艺术在东方取得的成就,并认为佛教使人类仁爱之心得以弘扬,佛教艺术是佛教精神与客观实在物的完美结合,“他们的表达喜悦与希望的呼喊,沿着山冈和沙漠,穿越荒芜的僻壤和人烟密集的城市,以种种不朽的形态凝固下来”。在诗人泰戈尔的眼中,艺术的归旨是人的艺术,宗教的归旨也是人的宗教,艺术与宗教相似,是人的心灵与客观世界联系的桥梁,是无限与有限之间的连接。
        

(蔡　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