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圣彼得堡的一个九等文官，生活单调而乏味。他因身上的外套过于破烂，常被同事们取笑。为了筹措做新外套的八十卢布，他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甚至忍饥挨饿，终于在下一个寒冬到来之际，攒够了费用，买到了称心如意的布料，交给裁缝制作。两个星期之后，穿上新外套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在司里一下变得引人注目，大家纷纷要求他请客。就在他十分尴尬的时候，司里的副股长出面，愿意代他做东。吃饭那一天，同事们特地欣赏了一番他的新外套。过了午夜十二点，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赶着回家，但离开副股长家门不久即遭抢劫，被人夺走了外套。他受到惊吓之后，四处申诉，要求找回自己的外套，却处处碰壁。受此打击，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病不起，几天之后离开了人世。然而，他死后却兴风作浪，闹起鬼来，到处剥下别人的外套。终于有一天，他剥到了所谓大人物的外套，总算是消了一口气。然而，他的鬼魂却依然出现，在暮色的笼罩下，骇人的背影越变越大。

【作品选录】

在司里……但最好还是不要说出在哪一个司吧。再没有比各个司、团队、办事处里的人，简言之，再没有比各种公职人员更爱发脾气的了。现在任何一个人都认为，侮辱他就是侮辱整个社会。听说，前不久，一位大尉军衔的县警察局长，我不记得是哪个县的了，递交了一份呈子;在呈文上他清楚地阐述道： 国家法令正横遭破坏，他神圣的名字被随意践踏。作为证明，他在呈文后面附上了一本厚厚的叙说风流韵事的传奇作品，书上每隔十页便出现一位大尉军衔的县警察局长，有些地方甚至是喝得醉醺醺的警察局长。所以，为了避免各种不愉快的事情，我们就把这里谈到的那个司姑且称作某个司吧。总之，在某个司里有一位官员;这位官员很难说是相貌十分出众： 他短短的身材，脸上有些麻点，浅棕红色的头发，看上去眼睛还不大好使，脑门上有一块不大的秃顶，两个面颊上满是皱褶，脸色是那种所谓的好似患有痔疮的灰黄色……有什么办法呢!这都是彼得堡的气候之罪过。至于谈到官阶(而我们这里不论做什么事首先要报官阶)，那么，他是那种所谓的永不升迁的九等文官;众所周知，对这种人，具有专爱欺负老实人的好习惯的各种作家，是极尽嘲笑与奚落之能事的。这位官员姓巴什马奇金。单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这姓氏原来是从巴什马克变来的;但它是在哪一年、什么时候、怎样从巴什马克变来的，这就不清楚了。父亲、爷爷，甚至妻舅，所有巴什马奇金家的人都穿长筒皮靴，一年只换两三次鞋掌。他的名字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读者可能会觉得这名字很古怪，别出心裁;但是请相信，它绝不是挖空心思想出来的，而是因为当时就那么个情况，根本不可能给他起另外一个名字。事情是这样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在3月25日晚上出生的。现已去世的母亲，官员的妻子，一位非常贤惠的女人，打算按规矩给孩子洗礼。她当时还躺在门对面的一张床上，右边站着教父和教母。教父伊万·伊万诺维奇·叶罗什金是个非常好的好人，在参政院里当股长;教母阿林娜·谢苗诺夫娜·别洛布留什科娃是一位巡长的妻子，一个具有许多罕见的美德的女人。人们给产妇提供了三个名字，让她任选一个： 莫基亚，索辛亚，或者为纪念苦难圣徒而给孩子起名为霍兹达扎特。“不行，”现已去世的母亲当时想，“全都是那样的名字。”为了让她称心如意，又翻了一页日历，又出现三个名字： 特里菲利，杜拉和瓦拉哈西。“真倒霉，”老婆子说，“这都是些什么名字呀，我还真从来没听说过呢。哪怕是瓦拉达特或者瓦鲁赫也好呀，可总翻出些特里菲利和瓦拉哈西。”又翻了一页，上面写着帕夫西卡欣和帕赫季西。“哼，我早看出来了，”老婆子说，“他恐怕也就这么个命。既然这样，那么干脆就叫他父亲的名字好了。父亲叫阿卡基，让儿子也叫阿卡基吧。”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名字就这样出来了。给孩子洗了礼。在洗礼时他哇哇大哭，做出那么一副难看的样子，就好像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将是个九等文官。简言之，这一切的前后经过就是如此。我们这样说一说，是为了让读者自己看到，事情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根本不可能给他另外一个名字。他是哪一年、什么时候进司里供职，是谁把他安置进来的，这谁也回忆不起来了。不管换了多少任司长和多少个各级长官，人们总是看到他坐在一个老位置上，始终是那同一个姿势，担任那同一个职务，始终是个文书官;所以后来人们确信，他看来就是穿着制服、脑门上有块秃顶、原封原样地降生到世上来的。在司里，人们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当他进门时，看门人不但不从座位上站起来，甚至连瞧都不瞧他一眼，就仿佛飞进接待室里一个普普通通的苍蝇似的。长官们对待他冷冰冰的，十分蛮横。一个副股长通常把公文往他鼻子底下一塞，甚至都不说一声： “抄写一下。”或者“这是一份有意思的好活儿。”或者说点其他的、在文明的机关里惯用的中听的话。他只瞧一眼文件，便把它接下来，也不看看是谁塞给他的，那人有没有这权利。他接过来，就开始抄写。年轻的官员们尽其小官吏的聪明才智来嘲笑他，用俏皮话挖苦他，当着他的面讲述有关他的种种全系编造的故事，谈论他的女房东、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说她打他，问他们俩什么时候举行婚礼，还把碎纸片撒到他头上，并称之为下雪。但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对此一句话也不说，就好像他面前什么人也没有似的;这甚至没有影响他的工作： 在所有这些令人厌恶的纠缠中，他连一个字母都没抄错过。只有当这类玩笑开得太过分，当他们推他的胳膊、妨碍他工作的时候，他才说： “让我安静一会儿吧，你们干吗欺负我呢?”在这些话里和说这些话的声音中有一种奇怪的东西。从中可以听出一种令人怜悯的东西，它使一个不久前刚参加工作、也想学别人的样子来嘲弄他的年轻人好像被针刺了似的突然停下了手，从此以后仿佛一切都在那小伙子面前变了，变成了另外一个样。一种奇异的力量使他与同事们疏远了，他曾把那些同事们当作彬彬有礼的上流社会的人而与之结识的。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最快乐的时刻，他脑海中常常浮现出一个矮小的、秃顶的官员的形象，耳边响起那小官员刺人心脾的话： “让我安静一会儿吧，你们干吗欺负我呢?”在这两句刺人心脾的话里还能听出另外一句话： “我可是你的兄弟。”可怜的年轻官员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脸。在以后的岁月里，当他看到人身上竟有那么多毫无人性的东西，在文明的、风度翩翩的上流绅士中间，天哪，甚至在那些被上流社会称之为高尚、诚实的人身上竟隐藏着那么多凶残粗暴的东西的时候，他不知战栗了多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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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才意识到： 新外套是非做不可了;他懊丧到了极点。可怎么做，拿什么做，上哪儿拿钱去做呢?当然，一部分钱可以指望过些天会到手的、节前要发的奖，可那些钱早就提前派上了用场。需要买条新裤子，付清鞋匠给旧靴子换新靴筒的一笔旧账，还得向女裁缝订做三件衬衫和两件不便形诸于笔墨的内衣，——总之，所有那些钱都会花光的;即使司长大发慈悲，不是发四十卢布奖金，而是发下四十五或者五十卢布，那剩下的钱也是微不足道的，在缝制一件外套所需的那笔款项中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当然，他也知道彼得罗维奇好胡闹，有时突然漫天要价，使他老婆都禁不住叫起来： “你是不是疯了，你这大傻瓜!有时候一个钱不要就给人家干活，而现在又鬼迷心窍，要这么高的价钱，把你整个儿人卖了还不值这个价呢!”当然，他也知道，彼得罗维奇收八十卢布就会同意做的，可是上哪儿弄这八十卢布呢?这个数目的一半还可以凑出来，能凑上一半，甚至也许还能多凑出一点来;可那另一半上哪儿找呀?……但读者首先应该知道那头一半是从哪儿来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有个习惯： 每花一个卢布时总要从中拿出一枚半戈比铜币，投到一个上了锁的、盖上有个投钱小孔的小匣子里。每过半年他就查点一下积攒下来的铜币，把它们换成小银币。他这样做已坚持了很久，所以几年间已攒下了四十多卢布了。这样，一半已经在手里了，但那另一半可怎么办呢?上哪儿去拿那另外四十卢布呢?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想呀，想呀，最后决定至少在一年期间必须减少每日的花销： 把每天晚上的茶点免掉;晚上不点蜡烛，如果需要做什么的话，那就去女房东的房间，在她的蜡烛下工作;在街上走路时尽量轻轻地、小心翼翼地把脚放到石块和石板上，踮起脚来走，这样鞋底就不会很快磨破;尽量少把衣服送到洗衣女士那儿去洗;为了不磨破衣服，每天回到家里就脱掉衣服，只穿一件很久以前做的但至今仍未穿破的棉布长衫。说实话，一开始他很难适应这种种限制，但以后就渐渐地习惯了，不觉得怎么难受了。他甚至完全习惯了每晚挨饿，但同时他吸收了足够的精神上的养料，总是念念不忘自己那件未来的外套。从这时起，他的生活好像充实了许多，他好像结婚了，好像有一个人在陪伴着他，好像他不再是一个人了，而是有一个快乐的生活伴侣同意与他共同走过人生之路，——这个生活伴侣不是别人，正是那件絮着厚厚的棉花、衬着穿不破的结实里子的外套。如同一个已经有了奔头儿的人那样，他变得活跃些了，甚至性格也果敢些了。怀疑、动摇，总之，所有摇摆不定、含含糊糊的特点都从他的脸上和行动中自然而然地消失了。他的眼睛里有时闪闪发光，脑海中掠过最大胆，最狂妄的想法： 是不是真的安个貂皮领子?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几乎使他变得心不在焉了。有一次抄公文时他差点儿抄错了，吓得他几乎“哎呀”了一声，赶紧画了个十字，每个月他至少去彼得罗维奇家一次，跟裁缝谈谈外套，询问最好在什么地方买呢料，买什么颜色的，什么价格的，虽然他常常面露难色，但总还是高兴而归，心里想象着所有的材料终将买齐、外套终于做好的那一天。事情的进展甚至比预想得要快一些。司长出人意料地发给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整整六十卢布，而不是四十或四十五卢布。是司长预感到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需要做一件外套呢，还是无意识地发给了这么些，反正这样一来，就多出了二十卢布。这一情况加快了事情的进展。又饿了两三个月，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真的攒下了大约八十个卢布。他那颗永远平静的心此时剧烈地跳动起来。钱凑齐后的第一天他就和彼得罗维奇一起到商店去了。他们买了一块非常好的呢子，而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半年前他们就开始琢磨这件事，很少有哪个月他们没到各家商店去比较价格;据彼得罗维奇本人说，再没有比这块呢料更好的了。至于衬里，他们挑了一块细棉布，但那是一块质地非常好的结实的细棉布，用彼得罗维奇的话来说，比丝绸还要好，外观上更好看，更光洁。他们没买貂皮，因为它的确太贵了;他们挑了店铺里最好的一块猫皮。从远处看，这块猫皮总会使人以为是一块貂皮呢。彼得罗维奇忙乎了两个星期，因为有许多地方需要绗;不然的话，它早就缝制好了。彼得罗维奇收了十二卢布的工钱，不可能再少了： 整件衣服都是用丝线缝的，接缝处都缝了两道线，而且每一条接缝缝完后彼得罗维奇都用自己的牙咬了一遍，咬出各种各样的图案。这是在……很难确切地说出这是在哪一天，但这大概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生中最激动的一天： 彼得罗维奇终于把缝好的外套送来了。他是在早上人们临上班前的时候把外套送来的。这件外套来得太及时了，因为此时已是冰天雪地的隆冬季节，而且气温似乎仍在继续下降。彼得罗维奇像一个好裁缝应该做到的那样把外套送来了。他的脸上现出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从未见过的意味深长的表情。他仿佛充分感觉到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并通过自身，在那些只会缝缝补补的裁缝与缝制新衣服的裁缝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他从包裹外套的，刚从洗衣店取回来的外套里取出手帕，随后便把手帕叠好，放进兜里。他两手拿着外套，十分自豪地看了看，非常灵巧地把它披在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肩上;然后他从后面用手把外套向下拽了拽，抻了抻;然后把它裹在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身上，让那外套就那么稍稍地敞着。上了岁数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想把手伸进袖子里，彼得罗维奇又帮他把胳膊伸进衣袖里;一看，袖子的长短也正好。总之，外套非常合身。彼得罗维奇不失时机地说： 也就是他才这样收费，因为他住在小街上，又没挂招牌，而且他又早就认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所以收费这么低;而在涅瓦大街上做一件外套，光手工费恐怕就得要七十五卢布。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不想和彼得罗维奇争辩这些事，而且他也害怕听到彼得罗维奇虚张声势地说出的那些吓人的数目。他与彼得罗维奇结了账，表示了感谢之后，立刻就穿着新外套出门上班去了。彼得罗维奇紧随其后出了门，站在街上，向远去的外套看了好半天;后来他又特意拐了个弯，穿过曲曲弯弯的胡同，抢先跑到一条街上，从另一面，即从正面再一次看了看自己缝制的外套。而这时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正喜气洋洋地走在大街上。他每一时刻都感觉到肩头上的新外套，由于内心的喜悦，有好几次他甚至笑出了声。实际上，这有两条好处： 一是暖和，二是舒服。他根本没有看路，便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司里。在门房他脱掉外套，上下左右仔细看了看，才把它交给看门人，并请求看门人多加照看。不知怎么，司里的人一下子都知道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做了一件新外套，长衫已经不复存在了。大家立刻跑到门房去看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新外套。他们开始祝贺他，恭喜他;而他起初只是微笑，后来竟感到不好意思了。当大家拥到他跟前，说他应该为自己新购置的外套设宴请客，至少应该为他们举办一次晚会时，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茫然失措，真不知该如何是好，如何回答，如何推托。过了好几分钟他才满脸通红、相当天真地解释道，说这绝不是新外套，的确不是，这是一件旧外套。最后，一个官员，此人还是个什么副股长，可能是为了表明一下自己平易近人，甚至与比自己职位低的人交往，因而说道：“好吧，我来替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举办一次晚会吧，请大家今天到我家喝茶： 我今天恰好过命名日。”官员们自然立刻又向副股长祝贺了一番，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他的邀请。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起初推辞不去，但大家七嘴八舌地说： 这不礼貌，这简直是丢人，是耻辱。于是，他不得不闭上了嘴。不过，后来他想到，他将因此有机会穿着新外套出外走一走，甚至是去参加晚会，他的心里感到一阵甜丝丝的。对于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来说，这一整天就像一个最盛大的节日。他乐悠悠地回到家里，脱掉外套，小心翼翼地把它挂在墙上，又欣赏起呢料和衬里来;后来他又特意把自己以前那件、整个儿开了线的长衫拿出来进行比较。他看了一眼长衫，自己也乐了起来： 差别太大了!后来，吃饭的时候，只要一想到长衫的那个破烂样，他还忍不住地哭了好半天。他高兴地吃完了午饭。饭后他什么也没写，什么公文也没抄，只是在天黑之前在床上稍微舒坦了一会儿。然后他立即穿好衣服，披上外套，走到街上。很遗憾，我们不记得那位举办晚会的官员住在什么地方了，记忆力变得越来越差，彼得堡的一切，所有的街道、房屋都在脑子里混成了一团，很难把什么东西从中有条理地区分出来。但不管怎样，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位官员住在城里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的一个区里，所以离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家非常远。一开始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得走过几条灯光暗淡的、空旷的街道，但快到官员的住宅时，街道就变得热闹些了，人也多了，路灯也明亮了。行人越来越多，还能碰到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士们，在男人们的衣服上则可以看到海狸皮领。很少遇上驽马拉着有木栏、钉着镀金小钉的木制雪橇的马车，相反，总碰上些头戴深红色丝绒帽、赶着快马、拉着上了漆的、铺着熊皮的雪橇的马车夫，连赶车人的座位也很讲究的四轮轿式马车在雪地上嘎吱嘎吱地响着，飞快地驶过街道。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像看什么稀罕景物似地看着这一切。他已经有好几年晚上没到街上来了。他在一家商店灯光明亮的橱窗前好奇地停下了，看一幅画;那上面画的是一个漂亮女人正在脱鞋，露出整条挺好看的腿，而在她背后，从另一个房间的门里探出一个满脸络腮胡子，下巴颏上留着西班牙式的短尖胡子的男人脑袋。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摇了摇头，笑了笑，又继续走自己的路去了。他为什么笑了笑，是不是因为看到了自己所不熟悉的东西，而关于这种东西每个人心里都保留着某种感觉;或者，是不是他也像许多其他官员一样想道： “唉，这些法国人呀!说他们什么好呢，他们若想那个……就肯定那个……”但或许他连这些也没想，——因为没法儿钻进一个人的脑子里，看看这人想的都是些什么。终于，他到达了副股长住的那幢房子跟前。副股长生活得很阔绰，楼梯上点着灯，他住在二楼上。走进前厅，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看到地板上好几排胶皮套鞋。在前厅中央，一个茶炊正呜呜地冒着一团团蒸气。墙上挂满了外套和斗篷，其中有的外套上缝着貂皮领和丝绒领。客厅里传出说话声和喧闹声，当房门打开，一个仆人端着盛满空杯子、凝乳罐、装面包干的小竹篮的托盘走出来的时候，这些声音一下子变得清晰、响亮了。显然，官员们早已聚齐了，已经喝过一杯茶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自己把外套挂好之后，走进屋子。立时在他面前闪现出蜡烛、官员们、烟斗、纸牌桌，从各处传来的快节奏的说话声，挪椅子发出的噪声，乱哄哄地刺入他的耳鼓。他十分尴尬地站在屋子中间，绞尽脑汁，竭力要想出自己该做点什么。但人们已经发现了他，叫喊着欢迎他，并一窝蜂似地拥到前厅，又观赏起他的外套来。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尽管有些发窘，但他是个心胸坦荡的人，看到大家都夸赞外套，他不能不感到喜滋滋的。不消说，随后人们便丢下他和他的外套，像通常那样，聚集到专为打惠斯特牌而摆放好的桌子旁。喧闹声，说话声，满屋子的人——这一切对于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来说都很古怪。他简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手脚往哪儿放，整个人往哪儿站;终于他坐到玩牌的人旁边，看他们打牌。他时而看看这个人的脸，时而又看看那个人的脸;过了一会儿他开始打哈欠了，感到寂寞了，尤其是早已到他平时睡觉的时间了。他想和主人告别，但人们不放他走，说一定要喝杯香槟酒庆贺一下新购置的外套。一小时后晚饭端上来了，有凉拌菜、凉拌牛犊肉、酥皮馅饼、大蛋糕和香槟酒。大家非让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喝两杯酒，他喝完后觉得房间里更热闹了，而他不管怎样也没有忘记已经十二点钟了，早该回家了。为了避免主人的挽留，他悄悄地走出房间，在前厅心疼地拾起掉落在地上的外套，抖了抖，摘掉沾在上面的每一个碎小的东西，穿到身上，下了楼，来到街上。街上还很亮。几家小商店、对仆人及各色人等昼夜开放的俱乐部的门仍开着，已关门的俱乐部里透过门缝射出长长的一道光亮，表明里面还有人，可能男女仆人们仍在谈天说地，而使他们的主人搞不清他们到底上哪儿去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高高兴兴地走着，甚至不知为什么，忽然跑了几步，去追一个像闪电般飞快地从他身边走过去、浑身上下每个部分都在起劲动的太太。但他马上就停了下来，又像先前那样，慢慢地走起来，自己也对刚才那股冲动劲儿感到惊讶。很快地在他面前展现出那几条空旷的街道，它们即使在白天也不热闹，更何况是夜晚了。此时它们显得更荒凉，更僻静： 路灯越来越少，——显然公家拨给这一地区的灯油比较少;出现一些木房、木栅栏，一个人也看不到，街上只有雪在闪闪发亮，再就是黑魆魆的，落下护窗板的低矮凄凉的破旧小房在沉睡。他走到一个街头，街道被一片十分宽阔的、空旷得骇人的广场所截断，对面的房子勉强才能看得见。

(刘开华译)

【赏析】

果戈理创作《外套》的缘起很有意思。当时他正在彼得堡当小公务员，偶尔从朋友那里听说，某个人省吃俭用买了一杆猎枪，在打猎的时候不慎将猎枪丢失，从此一病不起，他的朋友们为此凑钱又买了一杆猎枪送给他，这个人才又活了过来。果戈理听说这个近乎于笑话的故事之后，开始动笔写《外套》，后来与其他几部小说一起，合集成《彼得堡故事集》出版。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出场颇具滑稽味道。果戈理在描写了一番阿卡基艰难的起名过程之后，忽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年轻的刚参加工作的同事，在听到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那句话之后，内心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他仿佛看到了自己20年之后，也许会遭遇同样的命运，他一下子看清了人世间的冷酷甚至是残忍。这样就为一开始似乎充满轻松幽默气氛的小说，埋下了悲剧性的预兆。或者可以这样说： 这部小说原本就是由两种基调所掌控的——喜剧基调和悲剧基调始终交织在一起。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被这两条线来回地拨弄，因而呈现出正弦曲线般的命运波折。穿上新外套的主人公参加宴会之前，悲剧的因素几乎隐没不现。果戈理不厌其烦地描绘了主人公穿上新外套的过程——他甚至比一个家庭主妇还要精打细算，详细地制定省下20卢布的计划。为着这件外套，他忽然变了个人，变得活跃，不安分，甚至是躁动不安，似乎开始偏离他原本苦行僧般的生活。他心心念念的都是那件外套，那件外套未来的样子，以至于差点抄错公文——这种事情对于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简直不可想象的。主人公漫长的平淡无味的生活忽然有了希望，正如文中所说，他仿佛找到了一个愿意与他共同生活的伴侣。

他是那样的窘迫，又是那样的充满希望，他的欢欣雀跃，一方面舒缓了小说的气氛，把情节推向了高潮，另一方面却让读者感到些许的可怜甚至是同情。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个平凡的小人物，他看不到重大的政治形势，他不知道社会上的流行，他也不关心司里谁升了职，谁离开了……他只关心他的外套。那是他的生命。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曾抱着他的外套痛哭，那隐没在欢乐之下的没骨的悲哀此刻凸显出来，人物生活幸福的源泉仅仅是一件新的外套!正是这件外套，使得他进入了同事们的聚会，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边缘人的地位，他在牌桌和人群之间不知所措，全无从聚会中获得的乐趣。

宴会开始之后，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悲剧终于显露了出来。待在副股长家太久，又被同事们灌了两杯酒，迷迷糊糊地走在空旷的广场上，以致外套被人抢走。他四处央告无门，且被某个大人物教训了一顿——的确，丢失了一件外套不是什么值得申诉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个底层的公务员，这就是他全部的生活希望。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最后生急病而亡。对于他的死亡，部里的人知道此事已是几天之后，且没人知道真正的原因。或许有人会说，他还可以再攒钱买一件，为什么这么死心眼?如果他不是这么“较真”，整日除了抄写和外套别无依托，就不会成为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不会成为这个结尾近乎于魔幻的故事的主人公。

故事的结尾是出人意料的。当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死后，喜剧的曲线开始上扬，他没有获得死后的安宁，反而在圣彼得堡的大街小巷里闹起鬼来，四处扒人的外套，使得警察们忙于逮捕这个抢人外套的鬼魂。当某个大人物——将军的外套被剥夺之后，我们总以为他可以安息了，谁知这个圣彼得堡的鬼魂，却以一种更加骇人的形式出现，他幻化出了巨大的背影，以自己生前从未有过的强大出现在世人面前。

这个闹鬼的结尾，不仅冲淡了小说本身因为主人公死亡而带来的悲剧气氛，而且带来一种充满恶作剧气息的报复的快感，人人都被迫参加了鬼魂导演的狂欢。鬼魂应该报复的是抢走他的外套的流氓，但是结果却近乎于闹剧，每个人的外套都丢失了，每个人都尝到了丢失外套的那么一点点的痛苦。

从俄罗斯文化传统方面来看，神秘主义与果戈理本人的文化根基在这个结尾中的合流也体现得相当明显。果戈理本人从小就受到乌克兰浓厚的乡间鬼怪文化的影响，爱写鬼怪故事。他的许多作品，如《画像》，也具有这种似是而非的魔幻风格，或鬼怪色彩。而俄罗斯文化与西欧的理性主义有明显的不同，他们更乐意从神秘的感性的角度来认知感悟世界。因此，果戈理使用鬼魂的背影，把自己真正的意图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减轻了作品所具有的尖锐性，而且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

(李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