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乞乞科夫发现，按照政策可以用农奴作抵押向赈济局申请贷款，骗取押金，逃往国外过安乐公的日子。因为俄国每十年才调查一次人口，政府按登记的人口征收人头税。人口调查过后，若农奴死了，地主仍要为其纳税。只有到下次人口调查时，才把死农奴的名字勾销。因此，在两次调查之间死掉的农奴在法律上仍被看作活人。乞乞科夫要购买的便是这种名存实亡的农奴——死魂灵。乞乞科夫先后拜访了玛尼洛夫、柯罗博奇卡、诺兹德廖夫、索巴凯维奇和普柳什金，并从他们的手中弄到了死农奴的名单。乞乞科夫回到省城旅馆后，凭借油滑和贿赂，神速办理了死农奴过户手续。不想事情败露，官员们各怀鬼胎，乞乞科夫本人仓皇出逃。逃跑途中，乞乞科夫回想起自己的经历。他一生苦心钻营，三起三落，每每成为贵人，但又被更大的贪官没收家当。乞乞科夫的马车在道路上飞跑，道路隆隆响动，路人吓得叫喊。车子飞过去了，只看见在远处好像一阵浓密的烟云，后面旋转着空气： “俄国啊，你不也在飞跑吗?你奔到哪里去?给我一个回答吧!”

【作品选录】

只有老天爷才能够说得出玛尼洛夫是一种什么样性格的人。有这么一种人，他们被说成是： 平平常常，不好也不坏，如俗话所说，既非城里的包格丹，又非乡下的谢里方。玛尼洛夫也许应该归在这一类里吧。外表上，他是一个很体面的人;他的相貌不乏亲切可爱之处，可是，在这亲切可爱里面，仿佛过多地掺杂进一些甜味儿;他的举止和措辞带着一股子要讨人喜欢、攀个交情的阿谀谄媚劲儿。他动人地微笑着，长着一头淡黄头发，一双蓝眼睛。在跟他谈话的头一分钟里，你不禁要说： “一个多么令人愉快的善良的人啊!”在下一分钟里，你就一句话都不想说了，再过一分钟，你就要说： “鬼知道他是个什么玩意儿!”于是远远地走了开去;即使不走开，你也会感到忍无可忍的厌倦无聊。你不能期望从他的嘴里听到任何一句生气勃勃的，甚至哪怕是傲慢自大的话，这种话在触及一个人的嗜爱之物时从每一张嘴里都会听到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嗜爱之物： 一个人嗜爱猎犬;另外一个人认为自己是音乐的狂热爱好者，十分善于领会音乐中一切深刻精妙之处;第三个人是饕餮大家;第四个人喜欢扮演哪怕是比命中注定他扮演的角色略高一筹的那种角色;第五个人抱有更加褊狭的愿望，做梦也想到仿佛自己跟一位御前侍从武官一起散步蹓跶，以便向他的朋友、熟人，甚至不认识的人炫耀一番;第六个人天生有这样的一只手，会熬不住地想在一张红方块爱司或者小二子上面押上赌注;而第七个人的手，则不论到哪里，总一个劲儿地想整顿一下秩序，尤其爱找到驿站长或者马车夫们的脸面上去，——总而言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特性，可是玛尼洛夫却什么都没有。他在家里说话非常少，大部分时间都在沉思默想，可是他到底在思索些什么，却又只有上帝才知道。不能够说他是在经营田产，他甚至从来没有乘车去察看察看他的田地，庄稼仿佛是自生自长的。当总管对他说： “老爷，要是如此这般地去做就好了。”“是呀，这倒不坏，”他通常一边抽着长烟杆一边答道，抽长烟杆的习惯还是他在军队里服役的时候养成的，当时他被认为是一位最最谦虚谨慎、温文尔雅、教养有素的军官，“是呀，这真是不坏，”他还会重复说上一遍。如果一个庄稼汉跑来找他，搔搔后脑勺，说道： “老爷，让我去干点私人的活儿，挣点钱好交人头税。”“去吧，”他一边抽长烟杆一边说，甚至压根儿没想到庄稼汉是偷空去喝个酩酊大醉。有时候从台阶上望望院子又望望池塘，他会嘟哝着说： 如果突然一下子从屋子门口起筑一条地下通道，或者在池塘上架一座石桥，桥上两边开设小店，让商人坐在里面兜售农民所需要的零星杂货，那该有多么好啊。在这当口，他的一双眼睛就会变得异乎寻常地甜蜜起来，脸上露出一副心满意足到了顶点的表情;可是，所有这些设想只不过是空话罢了。他的书房里总是放着一本书，书签夹在第十四页上，他把这一页经常翻读已经有两年了。他的屋子里总是欠缺点什么东西： 客厅里安放着一套漂亮的家具，上面蒙着很讲究的丝织料子，料子的价钱一定挺不便宜;可是短缺了两把椅子的料子，于是这两把椅子便一直罩着一层蒲席;不过，接连好几年每回有客人来，主人总是用如下的几句话警告他的客人： “别坐这两把椅子，它们还不能用哩。”在另一间屋子里压根儿没有安放家具，虽然在结婚的头几天里曾经说过： “宝贝，明天得去张罗一下，给这屋里摆上几件家具，哪怕是暂时对付对付也好。”一到傍晚，桌上就摆出一只暗铜制的挺漂亮的烛台，上面饰有古色古香的希腊三女神的雕像和漂亮的螺钿托板，而旁边放着的一只烛台却是瘸腿的，歪歪斜斜，积满油垢，简直像个铜制的残废人，虽然对这一点，不管是主人也好，主妇也好，仆人也好，大家都满不在乎。他的妻子……不过，他们互相是十分满意的。尽管他们结婚以来已经过了八年多，可是，他们还时常要敬给对方吃一片苹果，一颗糖，或者一颗胡桃，用一种表示十分恩爱的温柔动人的声音说道： “宝贝，张开你的小嘴，我要把这一小块放进你的嘴里去。”不用说，这样一来，小嘴自然就妩媚地张开了。逢到生日，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如小玻璃珠子穿成的小牙签套之类的东西，总准备好了。常常会有这样的事： 两人原来好端端地坐在长沙发上，忽然完全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一个放下了自己的长烟杆，而另外一个放下了手里的针线活儿，互相拥抱起来接了一个情意绵绵的长吻，长得足足有可以从从容容吸完一小支雪茄烟的工夫。总而言之，他们是所谓幸福的一对儿。当然，在一个家庭里，除了长久的接吻和意外的礼物之外，不难发现还有许多别的事儿要做，也不难提出许多各种各样的质问。譬如说，为什么厨房里做起菜来总是乱七八糟，毫无盘算呢?为什么贮藏室里几乎空无一物呢?为什么管家婆的手脚老是不干净呢?为什么仆人们个个邋邋遢遢、嗜酒如命呢?为什么所有的下人都是贪睡得不成体统，醒来之后又一味胡作非为呢?可是，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低贱的，而玛尼洛夫太太是教养优良的。大家知道，优良的教养只有在寄宿女塾里才能够受到。大家又知道，在寄宿女塾里，三门主要的功课构成着人类美德的基础： 一是为家庭生活的幸福所必需的法语;二是使丈夫娱乐闲暇之时的钢琴弹奏;三是家政，也就是编结钱包和其他出人意料的礼物等。可是，在教学方法方面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改进和变更，特别是在目前;这多半要看寄宿女塾校长的明智和才干如何而定了。在有一些寄宿女塾里，先后次序是这样安排的： 首先是钢琴弹奏，其次是法语，最后才是家政。可是，有时也往往安排成这样： 首先是家政，就是说，编结各种出人意料的礼物，其次是法语，然后才是钢琴弹奏。方法可谓多矣。可是，这并不妨碍我还要指出一下： 玛尼洛夫太太……可是，我得承认，我很害怕谈到女士们，何况现在是我应该回过头来写我们的两位主人公的时候了，他们已经站在客厅门口有好几分钟，互相谦让着请对方先走。

“赏个脸吧，别这样费心和我谦让，让我在后头走，”乞乞科夫说道。

“不行，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不行，您是客人，” 玛尼洛夫一边用手向他指着门，一边说。

“别客气，请您别客气啦。请吧，请您先走，”乞乞科夫说。

“那可不行，请原谅，我绝不能让这么一位令人愉快的、教养有素的客人在后头走。”

“哪里说得上教养有素?……请吧，您先请。”

“嗳，还是您先请。”

“那怎么敢当?”

“嗳，这理所当然嘛!” 玛尼洛夫浮起令人愉快的微笑，说道。

最后，两个朋友侧着身子，相互稍微挤了一下，同时走进了门去。

××××××

转过一个弯或者两个弯之后，我们的主人公终于到了那幢邸宅的门前，此刻邸宅显得更加凄凉了。青苔已经盖满了围墙和大门上腐朽的木料。一大簇显然日见破败的房屋： 下房、谷仓、地窨，挤满了大院;这些房屋的左右两边都可以看见有门通向别的院子。一切都说明： 这儿有过一段时间家业经营的规模是非常大的，可是，在今天，一切都显得凄惨冷落了。看不到一点能使画面蓬勃有生气的景象，没有不时打开的门，没有川流不息出出进进的人，没有任何热热闹闹的家务操劳和繁忙!只有一扇大门敞开着，那是因为一个庄稼汉赶着一辆满载货物、盖着蒲席的大车驶了进去，他的出现仿佛是特地为了活跃一下这块已经死去的地方： 在别的时候，连这扇大门也是紧紧关闭着的，因为有一把巨大的锁挂在铁环里面。乞乞科夫很快就在一幢房子旁边发现了一个人影，这人正在跟赶着大车来的那个庄稼汉吵起来。他很久识别不出这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她身上的那件衣服实在不伦不类，很像是女人的睡袍，头上戴着一顶乡下女仆戴的小圆帽，只有那嗓子他觉得比起女人的来似乎嫌沙哑了一点。“噢，是个女的!”他自个儿寻思道，但转念一想： “噢，不是的!”“当然是个女的!”他再仔细打量了一下之后，终于这么说。对方也在盯着看他，来客在她的眼里仿佛是一件挺希罕的东西，因为她不仅打量了他，而且打量了谢里方，甚至把马也从头到尾都细细地看遍了。凭她腰里挂的那串钥匙和她刚才骂庄稼汉时用的那番相当粗野的话，乞乞科夫断定，这准是一个管家婆。

“我问你，大娘，”他跨下马车，说，“老爷在家吗?……”

“不在家，”管家婆没有听完他的问话，就打断他说。可是后来，隔了一分钟光景，又补了一句： “您来干吗?”

“有事哟。”

“请里屋来吧!”管家婆说着转过了身子，于是让他看到，她的背脊沾满了面粉，下面的衣服上有一个大窟窿。

他一跨进宽敞而昏暗的门廊，就仿佛进了地窖，有股子冷气向他迎面吹来。过了门廊，他踏进一间也是昏暗的屋子，只因为门的下面有一条阔缝透进一道光线，屋内方才略微有点亮光。他推开了这扇门，终于见着了阳光。可是，眼前的一片凌乱又叫他大吃一惊。仿佛这幢房子里正在洗刷地板，把全部家具暂时一股脑儿都堆到这儿来了。在一张桌子上甚至搁着一把断了腿的椅子，旁边是一座停摆的钟，钟摆上已经结了蛛网。也就在那儿，靠墙放着一口橱，里面有老式的银器、长颈玻璃酒瓶和中国瓷器。写字台原是镶嵌螺钿的，现在好多处螺钿已经剥落，只剩下几条填过胶的淡黄的槽痕，台上放的东西五花八门： 一叠字迹密密的小纸片，上面压着一块有卵形把手的、颜色已经发绿的大理石镇纸，一本红色书脊皮封面的古旧的书，一只整个儿干瘪得不比榛果大的柠檬，一段圈手椅上的断把手，一杯不知是什么名堂的饮料，里面浮着三只苍蝇，上面盖着一页信纸，一小段火漆，还有一小片不知打哪儿拣来的破烂布头，两支蘸过墨水的、干得活像害痨病的鹅毛笔，一根完全发了黄的、可能还是法国人入侵莫斯科之前主人剔过牙齿的牙签。

墙上胡乱地、挨得紧紧地挂着好几幅画： 一幅发了黄的长条版画画的不知是哪一场战争，上面有挺大的战鼓，头戴三角军帽、张口呐喊的士兵和淹进水里的战马，画没有配上玻璃，装在一个四角饰有纤巧的青铜嵌线和也是青铜的环形花纹的红木画框里。在这些画的旁边，一幅发了黑的巨幅油画足足占了半堵墙，画的是花卉、水果、一个剖开的西瓜、一个野猪头和一只倒悬的野鸭。天花板正中挂着一盏套着麻布罩的枝形吊灯，灰尘满布，挺像一只蚕茧，里面蜷伏着一条蚕。靠近墙犄角的地板上堆着许多更不雅观的、根本不配放在桌上的破烂。至于那里堆的是些什么，可真难以判断啦，因为尘垢积得这么厚，任何人用手去一碰，手就会变得像戴上了手套;只有一段断掉的木锹和一只旧的皮靴跟戳在外面让人看得比较清楚。要不是放在桌上的那顶破旧睡帽作证，无论如何也说不上这屋子是有人住着的。正当他在仔细端详这全部古怪的陈设的时候，边门打开了，他在院子里照过面的那个管家婆走了进来。可是这下子他看清了，这与其说是个女管家，还不如说是个男管家： 女管家至少不刮胡子的呀，而这一位，恰恰相反，是刮胡子的，不过看来是难得刮一次，因为他的整个下巴颏和下腮帮子活像马厩里刷马用的铁丝篦。乞乞科夫摆出一副探询的神情，焦灼地等着，看管家要对他说些什么话。那管家也在等着，看乞乞科夫要对他说些什么话。乞乞科夫不料会碰上这样古怪的尴尬场面，终于熬不住决心发问了：

“老爷在家吗?在自己房里，是不是?”

“主人就在这儿，”管家说。

“哪儿呀?”乞乞科夫又问了一遍。

“怎么啦，老爷子，您是瞎了眼，还是怎么的?”管家说，“哎呀呀!要知道，主人就是我呀!”

这时候，我们的主人公不由地往后退了一步，直瞪瞪地望着他。形形色色的人他见过不少，甚至连我和读者也许一辈子也没有机会见到的人物，他都见识过;可是，像这样的一位，他还没有看见过。这位先生的相貌倒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它和许多清癯的老年人的脸几乎一样，只是下巴颏朝前突出得挺厉害，因此，一开口他就得用手帕把它捂住，免得唾沫横飞;一双小眼睛还没有失去光泽，在翘得高高的眉毛底下骨碌碌地转动着，像是两只小老鼠从暗洞里探出它们尖尖的嘴脸，竖起耳朵，掀动着胡髭，在察看有没有猫儿或者淘气的孩子守候在什么地方，并且疑虑重重地往空中嗅着鼻子。倒是他那身装束要别致得多;随便你用什么法子，花多大力气，也研究不出来他的这件睡袍是用什么料子做成的： 袖管和衣襟乌黑油亮，简直像是做靴筒的上等鞣皮，背后原是两片下摆的地方飘挂着四片下摆，棉絮成团地从那儿直往外钻。系在他脖颈上的也是一件莫名其妙的玩意儿： 不知是袜子，还是吊袜带，还是肚兜，反正说什么也不是领带。总之一句话，要是乞乞科夫在随便一个什么地方的教堂门口碰上了他，凭他这副打扮准会布施给他一个铜板的。因为我们的主人公有一个值得称道的长处，他的心肠挺软，他总不忍心见到穷人而不给一个铜板的。可是现在，站在他面前的不是一个穷要饭的，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地主呀。这位地主拥有一千多个农奴，哪一家也找不出像他那样多的麦谷、面粉和仅是成垛地堆在田里的粮食，哪一家的储藏室、粮仓和栈房里也没有堆积着那样多的布匹、呢料、硝过的和没有硝过的羊皮、晒干的鱼、各种各样的菜蔬或者瓜果菌蕈。如果有谁到他的作坊大院里去瞧一眼，看到堆放在那儿的各种木材和永远不派用处的器皿，他准怀疑自己别是闯进了莫斯科的木器市场，那是手疾眼快的姑姑奶奶们，身后带着厨娘，为办货而每日必去之处，那儿各式各样以树木为材的器具白花花的堆积如山——榫合的，车光的，手雕的，编织的，真是应有尽有： 木桶，木盆，双耳木坛，有盖的木甏，带嘴的和不带嘴的木壶，圆形的小口木罐，柳条筐，妇女放麻线和其他小零碎的篮筐，又细又弯的白杨木条编的箩筐，桦树皮编的小圆盒，以及许许多多不论富的还是穷的俄罗斯人都要用的好东西。旁人看来，普柳什金要这些多得数不清的东西有什么用处呢?这些东西哪怕给两处像他的村子那样大小的田庄用，一辈子也用不完，——可是，他连这些还嫌少。既然不满足于已经有的，他就每天还在自己的村子里满街地转，桥墩下张张，屋梁下望望，凡是落进他眼里的东西： 一只旧鞋跟，一片娘儿们用过的脏布，一枚铁钉，一块碎陶瓷片，他都捡回自己的家，放进乞乞科夫在墙犄角发现的那堆破烂里。“瞧，那打鱼的又干他的营生去啦!”庄稼汉们见到他出门搜捕猎物，就这么说。的确，他走过之后街巷已经不用再打扫了： 曾有一回，一位过路军官失落了一根马刺，一眨眼这马刺就进入了那堆破烂里;如果哪个女人在井旁一不留神，丢下了一只水桶，他立刻把水桶也拎走了。不过，要是眼快的庄稼汉当场逮住了他，那他倒也不争辩，就交出那偷得的东西;可是，一旦东西进入了那堆破烂，那么，一切全完啦： 他会赌咒发誓，说东西是他的，是他从哪儿、向谁买来的，或者是祖老太爷手里传下来的。即使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不论在地板上见到什么： 一小段火漆也好，一小角纸片也好，一小截鹅毛笔也好，他都要一一捡起来，搁到写字台或者窗台上去。

可是，有过那么一段时光，他只是一个克勤克俭的当家人!他有妻室儿女，左邻右舍常常上他家去串门吃饭，聆听和学习他的持家之道和精打细算的本领。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有条不紊： 水磨、制毡机在辘辘转动，呢绒厂、木工车床、纺织工场都在不歇地工作;主人犀利的目光射进每一个角落、每一件事情，好比一只勤奋的蜘蛛在它那张苦心经营的网上忙碌而又灵活地上下奔走。他的脸上虽然从来不曾反映出过分强烈的情感，但是眼睛里却透露出智慧;他的谈话充满着经验和世故，因此客人都乐意听他讲话;殷勤、健谈的女主人素有好客的美名;迎面走出来的是他的两个可爱的女儿，两人都长着淡黄的头发，都像蔷薇花那样娇艳;跳跳蹦蹦出来的是他的儿子，一个活泼淘气的小家伙，见人就拥抱接吻，而不大问这是不是叫客人高兴。屋里的窗户统统打开着，阁楼上住着一位法国教师，他胡子刮得精光，打枪是个能手： 每到午饭时刻总要带回几只鹌鹑和野鸭作为添菜，但有时也会只带回几个麻雀蛋，那时他就叫人煎了自己享用，因为全家上下再没有人要吃煎蛋的。阁楼上还住着一位他的女同胞，两位小姐的教师。主人总是穿着长礼服来到饭桌旁，衣服虽说穿得有点旧了，但是干干净净，肘弯处都还完整;哪儿也不见一个补丁。可是，善良贤惠的女主人去世了;一部分钥匙，连同一部分琐屑的操心事，从此落到了他的身上。普柳什金变得更加不知安宁，并且像所有的鳏夫一样，变得更加多疑和吝啬起来。对大女儿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他不能够事事放心，并且他也的确没错，因为隔了不久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就和一个天晓得属于哪个骑兵团的上尉私奔了，她知道父亲出于一种古怪的成见不喜欢军官，似乎军官个个都是赌棍和败家子，所以和上尉在某处一个乡村教堂里匆匆举行了婚礼。对她的出走父亲只送去了诅咒，倒也不费神去把她追回。家里变得更加空荡荡的了。在主人的身上吝啬开始暴露得更加明显，他那粗硬头发里冒出的星星白发，吝啬的忠实朋友，又进一步助长了这种恶习的发展;法国教师被辞退了，因为儿子已经到了供职的年龄;法国太太给撵走了，因为在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被人诱拐的丑事里面她并不是清白无辜的;儿子一到了省城，原来应该依照父亲的意见在民政厅里谋一个实实在在的差事的，结果却进了兵团，并且只是在进了军界之后，为了要钱做制服，方才写信禀告父亲的。他得到的回复，极其自然的是俗话所说的碰了一鼻子的灰。最后，连唯一留在家里陪伴在他身边的女儿也死了，从此之后，老头儿一个人成了他全部家产的看守、保管和主人。孤独的生活给吝啬这一恶习增添了丰富的养料。而吝啬，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有狼一般的胃口，越吃越贪婪;在他的身上，人的感情本来就不深厚，现在一分钟一分钟地枯竭下去，于是，在这片废墟里每天都要消失掉一点东西。正好在这当口，仿佛有意证实他对军人的看法似的，他的儿子打牌把钱输得精光;他出自真心地给儿子寄去了为父亲的诅咒，从此之后他再也不去过问，儿子是活在人间，还是已经死了。他屋里的窗户逐年一扇一扇地被关上，最后只剩下两扇开着，而其中的一扇，如读者已经看到的，还给糊上了纸;主要的家计一年胜似一年地被荒废了，他那狭隘的目光所关注的只是他收集在自己房间里的一些碎纸片和破鹅毛笔;对待上他家去收购农产品的顾客，他越来越寸步不让;顾客们讲价钱讲得唇焦舌敝，最后都不再上他的门了，他们说，这简直是魔鬼，而不是人;干草和粮食在霉烂，禾垛变成真正的粪堆，只差在上面栽种白菜，地窖里面粉结成了石块，非得劈碎了才能够用，呢料、麻布和粗布简直碰都碰不得： 一碰就会化成一团团的飞尘。他有些什么家私，一共有多少，连他自己都已经记不清楚，他只记得，在他那口橱里的哪一个地方搁着一只酒瓶，里面有点喝剩的陈酒，在瓶上他亲手做过记号，以防有人把酒偷喝掉了，也还记得在哪儿有一截鹅毛笔或者一小段火漆。尽管如此，田庄里租税收入照旧不变： 庄稼汉得照旧如数送来地租，每个农妇得照旧缴上那么多的胡桃，织布女工得照旧织出那么多的麻布——然后，所有这些东西全被堆进储藏室，渐渐烂掉，被虫蛀空，连他本人最后也成了人类身上一个被蠹蚀的空洞。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曾经带着一个小男孩儿来过约摸两回，想能不能好歹得到点东西;看来，和骑兵上尉一起东飘西荡的军伍生活并不像婚前想象得那样美妙。普柳什金虽然宽恕了她，甚至把放在桌子上的一颗纽扣给外孙玩了一会儿，可是，一个钱也没有给她。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带了两个小孩儿，还送给他一个当茶点的甜圆面包和一件新睡袍，因为爸爸身上的那件不仅叫她看了心中有愧，而且也使她感到脸上无光。普柳什金和两个外孙亲热了一番，把他们抱在膝盖上，一个放在右腿上，一个放在左腿上，颠得他们完全像骑在马上一样，面包和睡袍都收下了，可是一丝一毫也没有送给女儿;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就此两手空空地走了。

(满涛、许庆道译)

【赏析】

果戈理的《死魂灵》一问世，立即引起激烈的争论。赫尔岑认为该书“震撼了整个俄罗斯”;别林斯基写道： “《死魂灵》高于俄国文学中过去和现在所有的一切作品，因为在这部作品中生动的社会思想的深刻性同形象的无限艺术性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这部长篇小说是一部既有民族特点又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

在俄国19世纪的一些训诫小说里，地主们显得温文尔雅，都是以正派人物的形象出现的。《死魂灵》(第一卷)与这类小说不同，它从经济关系和政治交易入手，将地主的真实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用手中的一支笔现出了地主的“原形”，正如赫尔岑所说的： “果戈理终于迫使他们走出别墅，跑出地主的家院，于是他们就不带假面具、毫无掩饰地在我们面前走过，他们是醉鬼和饕餮之徒，他们是权力的谄媚的奴隶，是毫无怜悯的虐待奴隶的暴君;他们吞食人民的生命和鲜血，竟是这样自然、平静，有如婴儿吮吸母亲的乳汁一般。” 因此，《死魂灵》(第一卷)实际上是一幅无情揭露俄国农奴制社会的讽刺画，深刻解剖地主世界的百丑图。作者利用一个荒谬的故事将19世纪30—40年代俄国城乡社会连接起来，把一个个地主串联起来，构成一幅具有时代特点的俄国上流社会的全景图。

果戈理常常以讲故事的人或第一人称的说话人的身份出现在作品中，自然而然地说出大段的抒情插话或哲理议论(偶尔有过于放纵或迷醉之虞)，跟读者进行面对面的心灵交流。他喜欢对人物的外表和姿势作详细的描写，以刻画性格，深化主题。节选部分出自小说的第二章和第六章(部分)，较好地体现出果戈理人物描写的特色。

小说在刻画玛尼洛夫的时候，采用肖像画的手法，勾勒出他的性格特征、精神面貌，人物的空想和慵懒直接浮上纸面。他是一位“非常和气而又彬彬有礼的地主”，“是一个正值壮年的人，有一双像糖一般甜蜜蜜的，笑起来总是眯缝着的眼睛”。无论是谁在跟他谈话的头一分钟里，都不禁要说： “一个多么令人愉快的善良的人啊!”而实际上，这是一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在袅袅烟雾中“消磨时光”的寄生虫。玛尼洛夫从不经营田产，他的“庄稼仿佛是自生自长的”;他对于自己的农奴的死活也从不过问，一切听凭管家胡作非为。玛尼洛夫习惯于沉溺在虚无缥缈的梦幻之中： “一会儿幻想从屋子门口起筑一条地下通道……一会儿幻想筑起一座塔楼，登上它可以一直望见莫斯科。”精神空虚的玛尼洛夫，言谈举止却总要故意流露出一种高雅的风采。然而，他的懒散和不学无术是显而易见的： 那讲究的客厅里，多年来一直摆着两把罩着一层蒲席的椅子;他修身养性的书房里总是放着一本书，书签还是夹在两年前所读到的第十四页上，后来再没有翻过这一页。玛尼洛夫多情善感，乞乞科夫瞎编的所谓“为真理而抗争”的“衷曲”，刚刚说几句，他便激动得热泪盈眶了。果戈理正是通过对玛尼洛夫的真实细致的描写，揭示了宗法制地主内心世界的极端无聊、空虚、龌龊。在俄语中，“玛尼洛夫气质”已经成为一个固定单词，用来特指那些头脑空虚，碌碌无为，夸夸其谈却懒散成性的人。

在刻画普柳什金时，果戈理采用了另一种手法： 将人物的过往历史记录了下来，动态地刻画了普柳什金的性格，让读者抽丝剥茧地看到人物的精神实质，看着人类的本质在他的身上慢慢枯萎、凋零，看着他渐渐地变成一个非人类的东西。

普柳什金拥有上千农奴，却嗜财如命。他“那身装束要别致得多;随便你用什么法子，花多大力气，也研究不出来他的这件睡袍是用什么料子做成的……系在他脖颈上的也是一件莫名其妙的玩意儿： 不知是袜子，还是吊袜带，还是肚兜，反正说什么也不是领带。”用索巴凯维奇的话说，“这样的守财奴呀，真是很难想象得出的。监牢里的囚犯也比他生活得好些”。

普柳什金对财富的追求已经达到了病态的疯狂，积累财富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既然不满足于已经有的，他就天天还在自己的村子里满街地转，桥墩下张张，屋梁下望望，凡是落进他眼里的东西： 一只旧鞋跟，一片娘儿们用过的脏布，一枚铁钉，一块碎陶瓷片，他都捡回自己的家。”这样，经他走过的街巷就“已经不用再打扫了”。作者写道： “孤独的生活给吝啬这一恶习增添了丰富的养料。而吝啬，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有狼一般的胃口，越吃越贪婪。”这个贪婪财富的奴隶，别人的东西一不留神便进入他的杂货堆，除非当场逮住他，否则他会以祖宗三代来证明财富是属于他的。为了积累财富，他割断了与周围生活的一切联系。亲属在他眼里成了财富的浪费者和攫取者。他对“人的感情”，“一分钟一分钟地枯竭下去”。女儿为了得到一点接济，带着外孙来探望他，他虽然表示宽恕了她，但也仅仅“把放在桌子上的一颗纽扣给外孙玩了一会儿;可是，一个钱也没有给她”。儿子同样在他身上得不到分文;仆人们进屋共用一双靴子，平时只能光着脚板走路。普柳什金对自己的生活一样采取了最大限度的自我克制，他吃半饱，穿烂衣，杜绝一切开支。他自己承认“所有我的熟人不是死了，就是和我断了来往”。因此，乞乞科夫“很久识别不出这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

金钱就是普柳什金的唯一生命源泉。当交易谈定，乞乞科夫付了钱给他，“普柳什金伸出双手接过了钱，那么小心翼翼地往写字台跟前捧去，仿佛捧的是一种液体，每走一步都怕把它泼翻似的”。作者相信，普柳什金捧的是自己的“灵魂”而不仅是“金钱”。

普柳什金的精神是变态、畸形的。作者叹道： “这简直是魔鬼，而不是人。”他的“干草和粮食在霉烂，禾垛变成真正的粪堆，只差在上面栽种白菜，地窖里面粉结成了石块，非得劈碎了才能够用，呢料、麻布和粗布简直碰都碰不得： 一碰就会化成一团团的飞尘”;“尽管如此，田庄里租税收入照旧不变： 庄稼汉得照旧如数送来地租，每个农妇得照旧缴上那么多的胡桃，织布女工得照旧织出那么多的麻布”。

小说中大量的细节描写，不断加强了读者对普柳什金的吝啬、虐待和几乎没有任何人类感情的印象。而这种印象又受到普柳什金家庭历史描写的冲击，形成了很大的张力，读者的思维回旋在这张力之间，如玻璃球般弹跳，时有憎恶人物卑劣人格之叹，时有同情人物生活环境之慨。

普柳什金形象已经成为世界文学长廊中吝啬鬼的代名词。与莫里哀的阿巴贡、巴尔扎克的老葛朗台、莎士比亚的夏洛克，并称“四大吝啬鬼”。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一种多么高的荣誉呀!

(周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