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柳树把春天扯成棉絮
        玫瑰在咆哮。灰烬喷吐着新意
        当然火焰有可能熄灭于半空
        但落地之前
        谁曾对你说,我将离去!
        
        我将离去……
        我又能去往哪里?
        在刀锋上跳舞
        我的脚早已鲜血淋漓
        白的血。白白的血
        瑜伽功教我向上腾跃
        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这就是罪!
        是前世就已挖成陷阱的罪
        因无辜而格外残忍
        谁不服,谁就越陷越深
        黑水晶面对铁锤必须绽开微笑
        我说过,我罪孽深重
        
        这是惟一的真实。其余都是谎言
        但真实的谎言比铁锤更令人动容
        你看它步步生莲,旋舞得有多精彩
        如同我梦幻似地悬在空中
        跺脚、叹气、抓耳挠腮像一个幕间小丑
        和哈哈大笑的观众一起
        对着自己起哄——
        
        是的,这就是罪
        是不服不行的罪
        谁能测出从玫瑰到刀锋的距离?
        在灰烬中跳舞
        我哪儿都不去!
        唐晓渡是著名的诗歌批评家,也是优秀的诗人。诗人批评家的特殊身份,使他的诗在新感性的表层之下,潜行着深厚的人文背景和“艺术学养”(由自发写作上升为自觉写作)。这样的诗,往往更鲜明地体现出所谓“文本间性”,即:诗人写作的文本与其它文本之间的交互关系。从横向方面说,此一文本与彼一文本相沟通对话,彼此形成能产生新意义的关系网络;从纵向方面说,当下的文本与过去的文本发生联系,以构成新的文本织体。这是一个诗人成熟的标志。由于新的文本是在与旧的文本发生对话的关系中产生意义的,所以诗人实现了历史与当下相互生成和激活的想法,将共时性和历时性统一起来了。
        这首诗的核心意象是:玫瑰,火焰,灰烬,刀锋。有足够现代诗阅读经历的读者会知道,这些意象在现代诗历史中已具备充分的“原型”意义。比如,艾略特一生的写作似乎都是在处理“火焰”元素的变奏。到他巅峰时期的《四个四重奏》,则将火焰、玫瑰、灰烬做了扭结一体的游走和命名:“一个老人衣袖上的灰烬,/是焚烧的玫瑰留下的全部灰烬”,“那儿的火焰是玫瑰╱而烟灰是荆棘”, “玫瑰与紫杉,为时同样长久……/是永恒时间的一种式样”/“而一切终将安然无恙,/当火舌最后为绳索交缠成结,火焰与玫瑰化为一体的时候”。……当然,艾略特处理的这些原型意象,又与但丁、布莱克、邓恩等诗人的作品构成纵向的文本间性。这里,“火焰”是使人痛苦焦灼的元素,同时也是拯救涤罪的炼狱之火,具有多重意味。“玫瑰”则是喻指仁慈和爱,审美想象力的经验和历险。而“灰烬”,是毁灭与净化再生的多重象征。其中,“沟通是通过火焰,那火提炼复原……”,“是一个思辨的世界中的永恒可能性”。
        唐晓渡的诗与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有较强的文本互涉特征,其核心语象有与后者相关之处。但他处理的是当下的历史语境,对艾略特诗中的基督教色彩,灵魂得救许诺又有所偏离;换言之,艾略特祈祷的是“世间一切终将安然无恙”,而唐晓渡面对意识形态暴力,表达的是“谁能测出从玫瑰到刀锋的距离?/在火烬中跳舞/我哪儿都不去”这样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承担意识,一个诗人的良知和天职,以及对诗歌写作中历史想象力、经验载力的探寻。
        这首诗中的“我”,是一个“在刀锋上跳舞”的人,他的脚“早已鲜血淋漓”。但这种情势,却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自戕,而是由无可选择的种族恶劣生存环境造成的:“是前世就已挖成陷阱的罪/因无辜而格外残忍”。对此噬心命运,那些在语言的“玫瑰花园”(艾略特语)中劳动的诗人们,如果不想随浊流而扬波或佯扮现代隐士的话,就会发现,你不得不将诗写得“不纯”。过往诗中安恬的风景突然遥远了,陌生了,失效了。春天不再明朗,“愤怒的柳树把春天扯成棉絮”;诗歌不再闲适,“玫瑰在咆哮”;而“灰烬”却在毁灭和再生中“喷吐着新意”。在这样一个时代,玫瑰、火焰、灰烬、刀锋吁求着诗人们综合处理,体现异质纠葛共生的语境。而写作,作为对生存和语言的深入探询,在一个以自由为天敌的环境中,就成了“罪”。诗歌应有水晶的纯度和高贵品质,但此时代真正有活力的诗,不是透明的玲珑水晶球,应是“黑水晶”,坚硬、沉郁、对内部的黑暗充满隐忍力量,并且“黑水晶面对铁锤必须绽开微笑”。写作是生命与言词的双重历险,它既要维护住艺术的纯度,同时又不能在揭示生存的深度上做半点让步——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诗人的精神自律。是的,“谁能测出从玫瑰到刀锋的距离”?谁又能捍卫火焰与玫瑰的对抗与对称、混成与转化?一个诗人也许很难做到它,但要有这个目标,要深入这个处境,不断重生,在灰烬中跳舞,“我哪儿都不去!”
        此诗产生于诗人特殊遭际之后,写得骨肉沉痛,又尖厉白热。但他不想以一个占据道义制高点的诗人身份说话(虽然他有资格这么做),而是将自己的语境限制在对写作与生存关系的重新定位、省察上。特别是,为冲淡过于浓烈的氛围,此诗在第四节涉入了谐谑、反讽的情境,增加了诗歌的活力和解读的多重可能;同时,谐谑消解了权势——无论是意识形态权势,还是与之反向同构的写作中的“道义优势”——这也是此诗在诗坛被广泛嘉许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的,今天的中国诗人与昔日的艾略特有着不同的命运,面对着不同的问题,唐晓渡以一脉对历史绵长的召唤,使我们感到了玫瑰与火焰内质的变异。这些体现了诗人自觉强化文本间性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