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主张“作字先作人”。他在《霜红龛集·作字示儿孙》中痛贬赵董的书法,认为小人易学,君子难求。並告戒儿孙“勿复犯此; 是作人一著”。他这种人格不高,字格便俗的观点,与他所处明清两朝交替时代有关。他在甲申之变后,身穿朱红衣服,穴居为道士,以表示仍拥护明主而不降清,苦守节操。傅山这种强烈的伦理观念直接影响了他的艺术观。他主张“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即是这种心态在艺术上的反映,以强烈地表现自我。他所提倡的“拙”; 不仅是“宁愚若拙”、“大巧若拙”这种书法上的高境界,而且也是对没有骨气的巧伪人的蔑视; 他所说的“丑”,不仅仅指追求书法的内在美,同时也表露他不取悦于人的志向; 他所谓的“支离”、“直率”,也是其人生观的写照,提倡自然情真,而不造作。他正是通过自己的作品传达了这种艺术观,因而书风傲放不羁,生气郁勃,而又天趣盎然。
        这幅《老景信口》行草作品,笔力雄奇逸宕,笔势咄咄逼人。它给人的感觉,是气盛势足,有一泻千里之概。用笔盘纡缭绕,字角多作圆转,流畅矫捷,蕴含了作者惊世骇俗的情感。同时,点画肥腴,圆笔藏锋而杂以纤劲的线条,实中见虚,肉中有骨,在肥重的笔画之间留空透气,避免了“黑气”,从而使通篇显示了轻重、粗细变化的强烈节奏,给人瞬息万变的感受。还有用笔上的率真,使结构随势生发,时出新意。如“带”字的末笔随势向左撇出,与“丹”字相接,结构奇仄多姿,而又不造作,很有特色。
        傅山的作品,粗看似觉用笔恣肆不羁,但稍微品味一下,便能体会到自然率真之中法度十分谨严,无论用笔与结构都有极深厚的传统功力。
        傅山虽然主张“宁拙毋巧”,但他受赵孟��与董其昌的影响还是较深的,因此还没有完全摆脱圆转流美线条的影响,从这幅作品也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但是,他恣情任性、翻腾飞舞的用笔,用当时的正统眼光看,是“离经叛道”的。宋曹即对这种书风进行了批评,他在《书法约言》中说“若行行春蚓,字字秋蛇,属数字而不断,索结为游丝,乃不善学者之大弊也”,把这种字斥之为丑怪。然而,“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刘熙载《艺概》)。傅山作品的生命力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