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公权书法大多见诸碑刻,而存世墨迹则仅有《蒙诏帖》和《王献之送梨帖跋》二帖。《王献之送梨帖跋》虽字数不多,却更有价值,它与柳公权的一些碑刻书法颇有异同。首先,此帖书法受颜真卿的影响比较深,特别是启首的“因”字最明显。其线条圆浑,带有拙意,从中可以窥见颜真卿书法在柳氏书风不断形成和成熟过程中的作用。其次,由于该帖不比碑刻必须达到一种规范和庄重的要求,而是作为王献之《送梨帖》后面的一个跋,故而在书写中可以随便些。正因为如此,此帖更能反映出柳公权书法的神态,也产生了另一番情调。细看此帖,点画顺锋而下,许多笔画的起笔都露锋,而没有碑刻点画那种严格的藏锋要求。有些点画或由牵丝相连(如“此”、“平”、“见”等字) ,或任其自然,不加修饰。“行”的末笔,就运笔来说,也偏于放纵,特别如“入”、“卷”、“外”等字,绝无碑刻中的中规入矩、不偏不欹的范式。加上其结体也较疏朗、拙朴,一反碑刻的界画森严,而且繁字写也得大大小小,行款也不拘泥于端整匀称,实实在在反映出柳公权书法的另一侧面。总的来说,唐代书法素以楷书著称,颜真卿、柳公权的楷法更为精美。但是到了清代后期,随着碑学书法思潮的兴起,唐楷却受到了批判,如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卑唐第十二》即说: “至于有唐,虽设书学,士大夫讲之尤甚。然缵承陈、隋之余,辍其遗绪之一二,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离; 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 ”碑学追求的自然的天趣,而不是规范的法度,所以自然将矛头指向唐代楷法。不过柳公权的这幅跋文,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受到严格的法度的约束,所以仍然不失为书法史上的佳作。